王玉强
二、刘少奇关于党内生活的主要思想和重要论述
在长期实践和思考中，刘少奇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党内生活的准则、内容、形式和方法。这些思想在革命时期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发展，既保持了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又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些论述集中体现在刘少奇的著作中，比如《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确实施》《党规党法的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论党内斗争》《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论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以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等。
刘少奇关于党内生活的思想和论述，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党章是党内生活的最高准则和根本法规。
党章体现了党的整体意志。刘少奇强调：“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的准则。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3页。）所以，严格按照党章健全党内生活，是一项根本性、全局性的长期任务。
（二）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由刘少奇等人负责起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首次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59—60页。）这四个“服从”，就是建立党内生活正常秩序的根本原则。
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党内生活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首先，他从客观规律的高度阐明，我们党是党的中央、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58页。）
其次，刘少奇从党内生活的根本目的出发，指出民主集中制是达到党的团结统一、加强战斗力的道路，因而是保证党内生活的最基本的制度。（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26—327页。）“在我们党里面有许多问题发生，是由于我们领导同志、领导机关，不能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来建立党内民主生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86—387页。)
第三，刘少奇科学地分析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概括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表述是七大时中央领导层的共识。毛泽东在七大上说：“少奇同志讲得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 1996年版，第 398页。 ）。他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统一体”（《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03页。），“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58页。），“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5页。）。所以，党内必须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使二者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65—366页。）
第四，刘少奇把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路线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
众路线。（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吸收了这一理论创造，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25页。）他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59页。）在党内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33页。）这就深刻阐明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第五，刘少奇从行为主体的角度，阐明了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对应性和完整性。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主体一方面是普通党员、下级、少数人，另一方面是领导干部、上级、多数人。“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176页。）在这个前提下，“党的领导人和上级机关应多注意民主，党的被领导者和下级机关应当多服从”（《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50页。）。“这两方面一定要配合起来，才能有完整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40页。）
第六，民主集中制是党委会的根本工作制度。刘少奇指出：“在党委内部，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08页。），同时采用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制，“重要问题应该民主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负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67页。）。他多次强调：要“集体领导”，不要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大权独揽”；要“分工负责”，不要搞“分片包干”、“各自为政”、“分散主义”。
（三）党性修养是党内生活的首要内容和前提条件。
刘少奇认为，党的建设中最首要、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25页。）所以，党性修养既是开展党内生活的前提条件，又是党内生活的首要内容。“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25页。）
每个党员必须时刻从各方面加强党性修养，这“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03页。）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强调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并且制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是党执政后第一个关于党员行为的具体规范。它的基本内容写进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八大通过的党章，成为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开展党内生活的重要准则。
（四）党内生活应以扩大党内民主为重点内容。
为什么确定这个重点？刘少奇认为，因为中国缺少民主传统，加上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所以，在党内生活中长期缺乏民主精神，没有养成民主习惯。（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98、316页。）因此，为了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0页。），“适当地建立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民主的领导方法，相当地实行党内民主，这是完全必要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87页。）。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65页。）
刘少奇认为，“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
结合”（《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466页。）。实现和扩大党内民主有两个基本保证，一是党员权利完全平等和被尊重，二是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没有特权。“我们的一切领导者，组织上法律上是赋予了一种对于问题最后决定的权利”，“除此以外，领导者与一般同志的权利是平等的，领导者没有特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5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刘少奇强调要注意两个关键。第一，中心一环在于认真负责地、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63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1页。）第二，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只有党员与下级的绝对服从，而没有领导机关与上级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与民主，那还是不能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196页。），所以，“首先就要我们的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68页。）。
（五）党内监督监察是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机制。
为了健全党内生活，必须加强党内监督监察。刘少奇强调，“每一个党的领袖、党的领导者都要受党员的监督，同时任何党员都有权监督别人”，“下级对上级要服从，但同时又要监督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27页。）刘少奇尤其重视两个合法的“越级”行为：一是“任何党员、党的下级组织，对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负责人、党的上级，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则的不同意见，要向高级党部报告、提议或控告时，即越级报告、提议与控告时，均是合组织手续的，可以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03页。）。二是“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4页。）。
（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的基本方法。
刘少奇认为，在党内生活中，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和干部进步的原动力。他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生活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我们应当努力提倡这种方法，并且纠正有些同志的那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 303页。），“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2页。）。为了造成畅所欲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12页。）。
怎样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同志式的爱护的态度，提出意见，互相批评，弄清是非，达到团结”（《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674—675页。）。所以，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反对“过”与“不及”，对事不对人，正面提出意见，只准明枪、不许暗箭，“方式应该诚恳、坦白、光明磊落，分别具体对象，采用具体办法；应是客观的，就事论事的，而不是凭空猜想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28页。）。他强调，在批评中要注意两点：一方面，要给被批评者以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不能强迫人家承认错误，不能伤害同志的自尊心，不能使人家没有发言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674页。）。另一方面，被批评者也要采取正确态度，“虚心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同时也应该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65—166页。）。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上，正确开展自我批评尤为重要。怎样自我批评呢？刘少奇认为，自我批评也应当实事求是、态度诚恳，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缺点错误。“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抹煞，有功不骄，有过不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好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84页。）刘少奇本人曾在党内会议甚至中央全会上多次自我批评，例如七届四中全会、七千人大会等。安子文回忆说：“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在列席或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时，多次听到少奇同志在会上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向同志们表示，自己在哪一点或哪几点上犯了错误，并且负责地提出，为了改正这些错误，需要立即采取哪些措施，使党少受损失。有一次，他在主持起草文件时，还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写上去，要求全党‘切不可重复’。少奇同志是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教育干部的。”（《人民日报》1980年 5月 8日。）
（七）在党内生活中要尊重少数、保护少数。
如何对待少数，是党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的重要表现。刘少奇认为：“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13页。）
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不但因为这是党内民主所要求和不可缺少的，而且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可能为少数人掌握。（毛泽东也常常强调这个观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7—308页。）那是什么情形呢？刘少奇说：“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的进化往往由少数聪明、有天才、有远见的人才看得到。在这种情形下，真理在少数人方面，而大多数人所主张的却是非真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31—332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还特别指出，那些能力强的党员也应当绝对服从组织，“如果能力强的同志对组织不采取这种态度，而采取不服从、独干、甚至与组织为难的态度，那他的能力愈强，可能对于党的工作妨害愈大。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183页。）。
（八）对犯错误的党员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正确处理犯错误的党员，“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71页。），应以真正教育、帮助他纠正错误，教育和巩固党为最高目的。所以，既要用一切方法纠正党员中的一切错误，又要对犯错误的党员“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72页。）。怎样教育呢？刘少奇认为，“应该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尤其是新同志）采用同志的、诚恳的、甚至是温和与委婉的态度，爱护他，尊重他，细心的从原则上去分析他的错误，使他从原则上去了解错误与改正错误”，“只要他的错误能纠正，不处罚最好”。（《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4页。）否则，处罚离开了教育，就要犯惩办主义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强调要特别注意两点。首先，切实保障党员申诉与争辩的权利和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13页。）。其次，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对此应高度慎重。“在党内对于党员的处分，只能以开除党籍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采用其他手段。”（《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93—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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