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
三、刘少奇对党内生活“偏向”的批评
90多年来，我们党的党内生活总体上是健康正常的，但也经历过曲折，有时还存在严重不正常的情况，出现过多种偏向。刘少奇重点批评了五种偏向。
一是家长制。这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容易发生的偏向。其主要表现是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上，自视为党组织的支配者，要求别人服从他、遵守他的纪律，而他不服从一切、不遵守一切纪律。“他就这样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改为家长制，而他作的，是家长。”“这种组织上的家长制作风，是由他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支配欲、特权阶级的特权思想而来的。这种人如果不给以纠正、斗争和打击，让他发展下去，他就可能干出各种罪恶与不法行为来。”（《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05页。）
二是极端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否认组织性，否认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脱离党的集中领导和整体，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不严格遵守党纪，不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或者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展开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甚至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60页。）
在党内生活中，上述偏向是两种密切相关的极端现象。“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61页。）
三是党内无原则纠纷。刘少奇认为：“在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是党内各种无原则斗争的来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309页。）其主要表现是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的立场上，怀着不纯或不正确的目的，凭感情在党内闹纠纷；或者在一些个别的零碎的实际问题上，和他人作绝不妥协的争论；或者不择手段地进行党内斗争，拉拢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间挑拨离间，陷害同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以及对党不负责任地乱批评、乱广播及造谣、撒谎、诬蔑同志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00—203页。）无原则纠纷是没有思想和原则分歧的相互倾轧，对党、对工作、对同志间的相互关系，有极大的破坏与妨害作用。
四是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9页。），“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80页。）。然而，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却“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95页。），“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56页。）。刘少奇尖锐地批评说：“这些似乎疯癫的人”，“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62—163页。），“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56页。）。在党的历史上，这种党内斗争方式曾在一个时期占着统治地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98—200页。），“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67页。），“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71页。）。
五是组织处理上的“惩办主义”。它与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密切相关，是后者的集中表现。刘少奇认为，惩办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是从政治上来观察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耐心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来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3页。），而是“用简单的对同志的组织上的处分去代替党内教育，代替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代替党内对于问题的正常的讨论与辩论”（《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 583页。）。它的突出表现是主要依靠党内的法律、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并滥用组织手段。（《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205页。）所以，惩办主义“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66页。）。它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极端民主化及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和无原则纠纷，“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28页。）。
刘少奇关于党内生活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当前严肃党内生活具有重要启示。他对党内生活的来源、目的、主体、内容以及制度、方法等的深刻论述，是党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并坚持下去，决不能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丢掉。而刘少奇对党内生活“偏向”的批评，同样是党的财富。它警示我们，既要在实践中切实避免、认真克服这些“偏向”，更要防止和克服新的“偏向”，比如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搞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等。
总之，严肃党内生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不但要坚持既有的原则、制度、方法和传统，而且要根据形势变化而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健全制度，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梳理现实问题、制定相应对策，从而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生活具有实质内容，能够解决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例如制定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在反对“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严肃了党内生活。当然，从长远来看，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有关具体制度的逐步完善。
〔作者王玉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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