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伟 摄
人物小传：廖鼎琳，1914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政委、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国防科工委训练基地政委，军委炮兵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让你们久等了，刚刚锻炼回来。”仲春的早晨，阳光明媚，101岁的老红军廖鼎琳出现在记者面前，身板硬朗，握手有力。戎马一生的老人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从战争年代至今，始终保持着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军人，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训练抓不好，打仗要吃大亏。前不久，《解放军报》刊登了习主席批准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战役战术训练的意见》，我看了很高兴，实战化训练掀起了新高潮，抓问题抓到了点子上。”尽管已经离休多年，但谈起实战化训练这个话题，老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
“‘战场上见真功’，是老首长常挂在嘴边的话。”原炮兵首长秘书室秘书于明利告诉记者，历经战火洗礼，廖老对提高实战能力有着深刻的理解。
“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装备差、力量弱，靠运动战消灭敌人。”老将军回忆说，那时候一天不是打仗就是走路，牵着敌人的鼻子翻山越岭，找到机会就狠狠给敌人一下。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红军用的都是“土炮”，江西民歌《松树炮》唱得好：“树林里，放上一门松树炮；看见白匪来，点着引子赶快跑；轰的一声炮响了，几个白匪应声倒。”
冀中抗战时期是廖鼎琳经历的最为艰苦的岁月，日军疯狂“扫荡”，八路军化整为零，有时候一天两三次战斗。“抗战打鬼子，指挥员用脑子打仗，经常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提起那段岁月，廖鼎琳有很多“得意之作”：1943年的麦收时节，廖鼎琳指挥战士们装作送粮的伪军，成功端掉了敌人设在安平的一个炮楼；有一次，廖鼎琳指挥部队集中火力假扮野战军主力，将敌人“调虎离山”，十几个人成功营救被鬼子围困的老乡……
“那时候是在战争中学习打仗，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花架子’。”老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和敌人抢山头，就要快、狠，拖拖拉拉犹豫不决是要死人的；夜战奔袭，千百人悄无声息，专打敌人薄弱环节，指挥不当暴露目标就有被反包围的危险……打仗行不行一目了然，不符合实战要求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现在不打仗，训练场就是和平年代的战场。设计训练，就是设计战争。”纵观30年来几场世界局部战争，廖鼎琳认为，相比战争年代，我军装备和人员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仍要瞄准打赢未来战争，从实战化角度从严从难抓好部队训练。
“习主席抓训练抓得好！”廖鼎琳感慨地说，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和武警部队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全面推进军事训练实战化，变革之深、力度之大、标准之高、要求之严，让他印象非常深刻。2014年，多达200余场旅团规模以上的实兵演习，令他非常振奋。
“抓实战化训练，我认为没有捷径可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廖鼎琳提起长征时期的“神炮手”赵章成，生死关头操纵迫击炮，弹弹正中对岸敌人碉堡，给红军打出一条“胜利通道”。“神炮手”的美名，靠的是平时实打实练出来的，临时抱佛脚赌运气，人民军队不可能走到今天，只有练好过硬功夫才能在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不打仗了，‘和平积习’就会慢慢滋生，必须下大力气根治。”廖鼎琳对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去年，总参依托朱日和训练基地组织陆军合成旅集中检验评估，从以前的‘红’必胜‘蓝’必败，到‘红军’六负一胜，给全军部队醒了脑。战场上没有轻易得来的‘常胜将军’，都是反复锤炼成长起来的。现在演习不设底案、不编脚本、不搞预演、不插彩旗、不标示目标……战争年代的好作风、好传统，慢慢又回来了。”
廖鼎琳说，当从电视上看到人民海军驰骋大洋，空军自由空战战法不断创新，第二炮兵导弹火力突击等部队全天候、全要素实战能力越练越强的新闻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采访结束之际，老将军殷殷嘱托：“训练是和平时期提升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我军实战化训练一定要实而又实！”（刘一伟 李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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