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梁山道上说水浒英雄好汉
1961年9月8日，胡耀邦(前排右五)到梁山县视察时同共青团干部合影
离开金乡，胡耀邦于9月7日晚到达梁山县。山东省委副书记刘秉琳、菏泽地委书记狄生闻讯前来陪同胡耀邦。见面以后，胡耀邦说：“当前正值‘三秋’农忙季节，农民需要你们领导，要安排好农民生活，我只需一位县委领导陪同活动就可以了。”此后几天，主要是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菏泽团地委书记张梅林陪同胡耀邦考察。
9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梁山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农业、粮食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共青团干部座谈，听取粮食征购和农民生活情况汇报。
这在当时是个敏感话题，众人不敢多言。胡耀邦有感而发：“同志们还怕‘反右’吗？不要怕，说实话我保证没有人敢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我告诉大家，党中央有指示，现在就要开始为错划‘右派’甄别平反摘帽！”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头的一本书盖上头顶，随后又拿下来，会场上出现了笑声。事后看来，胡耀邦这话说得太早了。
会议气氛由此活跃起来，有人说了一声“胡书记”，要开口讲话了。胡耀邦插了一句：“请同志们不要叫我‘胡书记’，共青团不兴喊职务，大家都叫我‘耀邦’或‘耀邦同志’，彼此多亲切啊！”
梁山县委副书记吴觉为胡耀邦介绍与会人员，说到拳铺公社党委书记朱士江、班鸠店公社党委书记马玉振时，胡耀邦连称：“幸会！幸会！”他说：“你们拳铺是《水浒传》中朱贵卖酒的地方，实际是‘上梁山’的联络点。班鸠店是程咬金的家乡，程咬金是唐朝开国名将、鲁国公，也是大英雄。真是梁山英雄地，自古多英雄！”
接下来，胡耀邦认真听取发言。听到一个公社书记说获得了粮食高产的时候，他质疑：“你们公社的粮食产量有这么高吗？当领导要掌握实情，不要受骗，更不能骗人！”
座谈发言逐渐热烈，大家终于如实说出了此地购了过头粮，许多农民挨饿的情况。胡耀邦不时点头，时而长叹。
下午，胡耀邦游览梁山寨遗址。他对《水浒传》很熟悉，游览中一路讲了许多水浒英雄的传说。来到黑风口时，胡耀邦说：“这就是李逵把守的险要关口？风好大啊！传说‘无风三尺浪，有风刮掉头！’”
走到梁孝王墓坑时，胡耀邦说：“这个帝王墓坑与梁山的来历有关。梁山本名良山，西汉时梁孝王常在良山北麓打猎，后葬于此，良山由此改名梁山。”
胡耀邦还称赞说：“梁山大名鼎鼎，一部《水浒》名扬天下，这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更是梁山人的光荣！要上下一齐努力把梁山建好。”他说：“梁山是游览的好地方，一百单八将在梁山的活动点很多，应当根据历史记载逐步修复，使《水浒》景点真实再现，让后人观赏它的原貌。”此时的梁山经受了1958年大炼钢铁之劫，砍去了大量树木，以致到处山石裸露。胡耀邦指点着说：“当年梁山森林茂密，是藏龙卧虎之地。现在应该多种树，把山绿起来。”
胡耀邦走后，梁山县团委连年组织青年上梁山栽植柏树。几十年坚持不懈，梁山逐渐重披绿装。
离开梁山前，胡耀邦将调研所知当地严重缺粮的情况向省、地委负责人简要通报，希望把梁山县征购的“过头粮”尽快返还农民，他连声说：“这可是救命粮啊！”
和“包产到户”的最初接触
离开梁山，胡耀邦从山东进入安徽，来到了宿县。这里的情况比鲁西南稍好。唐非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进入安徽境内，胡耀邦一路和当地各级负责人讨论，如何度过饥荒、恢复生产？
这时，淮北农村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发展起来的“农田承包到户”（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着手调研，胡耀邦很快就听到了关于“承包到户”的介绍，有些介绍人的口吻中分明带有“请示”的意思。
“承包到户”岂不是分田单干吗？胡耀邦对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换意见说，觉得这办法“有些危险”，听后“心里发虚”。但他又觉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灾荒的一个好办法，但它如若发展起来会不会导致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确实是当时胡耀邦不愿触及，也是他最担心的。和宿县地委负责人一起讨论种种度荒办法的时候，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还是“放开”，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让他们自己耕作，度过灾荒。当时的胡耀邦不主张普遍搞“承包到户”，但他明确地认为，在最贫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经营自主权基本上交给农民，甚至采取“借”地给农民的办法，让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度过灾荒再说。
离开宿县后，胡耀邦来到蚌埠，听说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凤阳县闹出大饥荒，饿死数万农民，为了稳定凤阳的情况，省委已任命曾任团省委副书记的马维民前去担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认识马维民，立即要秘书李彦打电话过去，说要去凤阳考察两天。
胡耀邦是否去了凤阳？没有见到确切记载，但是随行秘书李彦（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对胡耀邦关切安徽饥荒的急切心态，直到晚年还有深刻的印象。
安徽灾情严重，农民们采用多种方式“承包”抗灾的做法，确实激活了胡耀邦的思想，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还是支持“承包到户”？胡耀邦反复考虑了一路。
当时，从人民日报抽调的一批干部来到河南省鹿邑县，担任从县委、区委到公社一级的党委书记。其中到鹿邑县贾滩区任区委副书记的陈援（即陈满正）回忆说，胡耀邦这次从安徽进入河南，在鹿邑县向县委负责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指示省委将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来生产口粮救命。
胡耀邦的传达正合县委之意。胡耀邦离开之后，鹿邑县委马上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区、社和生产大队，要求把土地“借”给农民。陈援奉命到当地的杨湖口大队搞“借地”试点。
没想到农民被合作化浪潮吓坏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借”地。陈援首先做通大队支部书记的工作，由他带头“借”地，终于把百余户农民带动起来，纷纷“借”地生产，结果对解除饥荒产生了明显作用。
胡耀邦从河南漯河结束此行的考察调研，上火车回北京。
在邯郸下车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们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饥荒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饥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最后，他决定不写那些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批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么25天，就跑了3600里地，这样“走马观花”地剖析中国农村，行吗？胡耀邦考虑了一下，仍然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并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中央办公厅摘编了这份报告，摘编文本说：
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日到29日，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60条。（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场、中小城镇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放开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的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而胡耀邦对这个报告论述的思想却在不断思索，逐渐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倒是胡耀邦的一个亮点。1982年10月，来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与他见面时积极介绍“承包到户”的地、县领导人，当面道歉，作自我批评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本文撰写过程中，唐非、高勇、刘易晏、李彦 先后接受了访问，提供了宝贵材料，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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