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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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早年参加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也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贡献了一生。回顾任弼时有关群众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以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都很有帮助。
一、青年时代做青年群众工作
1921年5月，任弼时赴苏留学。临行前他给父亲写信，表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1924年7月，国内急需干部，任弼时作为“在东大学习时间较长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被派遣回国。这时他已经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一些会议，兼任过俄语翻译。
任弼时留学归来，年仅20岁。他先是在上海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后参加地方青年团的工作及团中央宣传委员会的编辑员，并参与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撰写和翻译了多篇文章，传播马列主义，加强青年团的理论宣传工作，推动中国青年运动向前发展。
1925年1月，任弼时出席了青年团三大，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5月他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担任总书记。这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任弼时领导青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他署名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了一系列通告，其中特别强调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团的组织。5月29日，中共上海地委决定由任弼时、彭礼和、郭景仁、张蕴良、任作民五人组成“指导委员会”，指导国民党上海市及江苏省党部的工作。同日，任弼时签发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组织观念为团体工作的通告，要求每个团员在团组织的分配下，参加实际斗争，使团的工作“有系统地发展而能深入群众”，特别是“代表一般受苦青年的利益”而奋斗，团员要认清责任。[1]
6月12日，任弼时签发了共青团中央关于抓紧时机发展组织的通告，要求凡是没有团员的学校、工厂，应借此次运动的机会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团员，“散播我们的种子”。[2]这是对共青团群众工作的非常形象的说法。7月21日，任弼时又签发通告强调：“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3]
经过艰苦努力，各地团组织在五卅运动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到9月，全国青年团员总数达到了9000多人，并将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
此后不久，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五卅运动的斗争经验和教训，讨论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确立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提出农民土地问题，决定在中央执委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任弼时和张国焘、王一飞三人为军事运动委员会的成员，着手扩大工人自卫军，组织青年工人武装。会议还强调团的工作要深入青年工农和学生群众，发展壮大组织，重申青年学生的革命作用，指出党和团在学生运动中的责任是指导学生的日常工作，获得其信仰，“设法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为此，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团的目前任务、组织问题、政治宣传工作、经济斗争和学生运动等决议案。决议指出：团组织的任务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真正“能指挥引导广大的青年工农和学生群众”的组织，要在思想上与斗争中去获得青年工农群众，指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为了加强青年群众的工作，同年10月25日，任弼时和恽代英联名签发共青团中央通告，指出根据团的三届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中国青年》应完全改为共青团中央“真正争斗的机关报”。为使刊物内容丰富而适合于青年群众的需要，要求各地团委“责定专人起草”文章，内容包括：各地青工数量、经济地位、组织教育情况及青工的特殊要求；反映学生的基本情况及政党和宗教势力在学生中的活动；报道各地工潮、学潮经过；描述各种派别及外界之形势，加以适当的批评。同时要收集反映工运、学运及劳动童子军开展各种活动的照片。
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斗争实践对任弼时是很好的锻炼，能力与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除了注意在对群众的宣传过程中要从青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还注意到思想理论上的斗争。任弼时和恽代英于1925年11月27日联名签发的共青团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斗争的通告指出，五卅运动后，“革命的势力固然发展强大，同时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亦因此而团结了他们的实力”与革命派斗争。随之，“必有一时期从实际的斗争，移到思想和理论上的斗争”。我们必须“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才能领导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的胜利”。不然，“为反动派所乘，使群众有离开我们之危险”。因此，团的刊物一定要“民众化”，报道各地斗争，指导革命运动；同时还要整顿发行工作，以扩大出版物的影响。[4]
二、关注工农群众的作用
任弼时虽然负责青年工作，但实际上许多青年是工人或者农民。因此，随着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任弼时也更多地关注工农群众的工作。1925年8月11日，任弼时在第七十一号通知中提出，要“在工人群众中，解释此次罢工策略变更之意义，及开辟新的运动途径之必要”。[5]10月30日，任弼时和恽代英联名签发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宣传工作的通告，强调要努力宣传“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故必须极注意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力量之发展”。[6]
11月6日，他又提出：“农民运动是党与团的一种极重要的工作。占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现在无产阶级势力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紧！”[7]任弼时还检查了青年团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素少注意，同时客观上也缺少做农民运动的可能和经验，认为以后要抓住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好机会。同时，任弼时清醒地认识到青年农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密切关系。在农民运动没有完全发展的地方，当然还难进行单独的青年农民运动。为使将来有做青年农民运动的可能，要极力注意在农民中进行普遍而广泛的政治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等。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再次强调党的军事工作，武装工农群众，同时加紧北方国民军中的工作，使之逐步革命化，变成有力武装。任弼时出席了会议。3月13日，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一文，强调“我们的革命主力军是工农群众”。
为了反对反动军阀势力，任弼时还阐述了建立各阶级群众联合战线的思想，这就是将工农和其他一切革命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斗争。1926年5月上半月，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第一五四号）指出：北方政局“极反动”，为准备大反攻的力量，共青团要更加积极努力争取群众，“统一革命势力及巩固各阶级群众联合战线”，努力领导他们做各种本身利益的斗争，在实际行动中去“获得”群众，扩大“革命的青年群众的联合战线”。为此，各级团组织在经济斗争中“务必为青工提出特殊条件”，“使他们与工会关系更能密切”。这说明任弼时对青年工人的特别关注。
5月30日，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一文，以事实说明，五卅运动以来，共青团在反奉、反吴、反段、反日出兵及三一八斗争中，已成为“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一年来，共青团在斗争中人数“扩大了三倍以上”，“团员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最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和农人”。唯有共青团是“真能代表民众利益，肯牺牲而有群众的青年组织”。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任弼时在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并在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任弼时主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举共青团中央领导机构。《宣言》指出：“今后学生活动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8]
任弼时重视工农运动，坚决反对党内脱离群众的右倾错误。1927年6月底，任弼时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提交共青团中央“政治意见书”。主要内容是：（一）赞成共产国际训令，领导农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反对由国共两党委员会拟订办法经国民政府颁布执行的主张；（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不应仅靠与上层领导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三）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武装工农的指示。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碎之于地”。[9]
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紧急会议上，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陈独秀“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党“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以致“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提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他主张土地革命。[10]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后，任弼时于11月中旬主持共青团中央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瞿秋白、周恩来代表中共临时中央作报告。会议确定团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青年工农群众参加斗争与暴动，并在农村建立半军事性的少年先锋队，致力于游击战争与暴动，协助农民协会及农民委员会工作。会议还批评部分团干部存在的取消主义、先锋主义和“第二党”的错误倾向。同月，任弼时在《无产青年》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一文中指出：会议纠正了青年团工作的“危机”，明确团组织应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工作，“切实在青年工农与兵士中做点艰苦的群众工作”，强调以坚决、忍耐的精神做群众工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任弼时当时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是群众工作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针对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组织暴动连连失败的教训，任弼时认为，“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少暴动意识，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教训”。因此他提出，“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若是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中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便是玩弄暴动”。[11]
1928年3月，任弼时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4月至9月和李维汉、罗登贤一起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负责起草了中央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等多种重要文件，特别是他负责改定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将地方区域性扩大工农武装成立红军的正确原则、经验及时推及全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份系统的军事工作纲领。当然，在此期间他对党的群众工作也有很多的论述，如提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12]；提出抛弃武力胁迫的方式，而着重“说服”群众的工作，当黄色工会有群众的时候，必须加入到里面去活动，以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斗争[13]；要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过去城市党部因为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反动局面一来，便与群众隔离起来，甚至有些县委执行机关都建立在乡村，几乎放弃城市工作，或者是没有能够迅速地改变工作方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打入群众中去，只凭借恐怖手段去威吓群众，当然不能产生什么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党也自然不能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须切实领导工人日常微细的斗争；目前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防止离开群众、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14]，等等。在中共六大上，任弼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三、从党性的高度来看待和群众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从党性的高度论述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他认为，为了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而谈到党性修养，就必须弄清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他进一步阐述，为了增强党性，首先需要弄清几个基本前提：第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第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做标志，来测量的。
任弼时认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锻炼，有了丰富的经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但在党的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因此要提高党性、培养党性、锻炼党性。而同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15]
在论述和强调党性与群众有着密切关系的基础上，任弼时还进一步论述了要向群众学习，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正确，保证不脱离群众的道理。他指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这就是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任弼时批评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中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不知道只要依靠群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任弼时指出：向群众学习，对于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解决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也很有意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与乱闯，便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当着抓到了规律后，便使我们的行动由盲目的变为自由的，有明确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计划前进。所以，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16]
是否向群众学习，也关系到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反之，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必然做不好工作。
四、要转变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
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讲到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时，明确提出要转变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一方面肯定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另一方面也认为，很多地方的工作还是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这些“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两相比较，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而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任务也变化了，而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清楚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领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17]
任弼时看到，在领导作风上，不论是党政军队还是群众团体，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18]
任弼时分析官僚主义倾向的各种表现，如制定工作计划之前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研究，更谈不上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在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向群众作解释，而是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的办法；有计划也是摆样子，不去组织执行，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19]
五、重视和开展群众工作的特点
任弼时有着强烈的群众观念，对于群众工作有着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特点。
一是对党无限忠诚，为党工作完全出于自己的“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包括开展群众工作在内。任弼时曾经在1943年讲道：“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我们今天庆祝党的伟大发展，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加强责任心、自信心与创造能力。”[20]正是从这种责任心、自信心出发，任弼时始终重视群众工作，并在工作中有所创新。
二是注意总结经验，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43年6月，任弼时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文稿《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具体化、中国化，并有了新发展，表现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任弼时分析说：“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21]在整风学习中，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任弼时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向群众学习的问题，这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有帮助。
三是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任弼时认为，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必须特别强调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每个党员是否能照这样去做，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22]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也是为了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四是提出要注意领导方法的学习。做群众工作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党的干部，因此要掌握正确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任弼时认为，当时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毛泽东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反复钻研，去把它弄通，去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1][2][4][6][9]《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53、50、73页。
[3][5][7][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6、17、30-31、39、47、54、55-63、236-237、303-304、277-278、285、286-287、301、301-305、301-302页。
[8]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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