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正才 吴楚婴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就在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开始了北伐。彭德怀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脱下湘军营长的官服，换上国民革命军的灰色军装，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看到一路上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标语，感到一片新气象，非常振奋。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彭德怀代理团长指挥一团作战，有机会结识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
段德昌在深入各团活动时，发现彭德怀带领的部队战斗力强，军纪严明。他俩多次交谈，并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彭德怀向段德昌倾吐心曲，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救国救民的愿望。段德昌针对彭德怀的“耕者有其田”，告诉他：“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
这让彭德怀在彷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很快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热切的向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刊，开始从深层次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历程，对自己作了严肃的剖析。
之后，他庄重地向段德昌表达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并要求段德昌派人来一营发展共产党组织，对部队进行改造。只是由于考虑国共合作的关系，上级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他的愿望才没有马上实现。1927年10月，彭德怀升任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从大革命的失败中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抛弃高官厚禄，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段德昌作为介绍人与他促膝长谈。段德昌说：“这一年中，你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虽然未能如愿，但仍独立地坚持革命的立场，这对你来说，是经受了考验和有益的锻炼。现在你很久的愿望己经实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报省委批准。待批准后要举行入党仪式。”
在入党仪式上，彭德怀庄严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还怀着坚定的信念对支部的党员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在以后的46年中，他为实践庄严的誓词，赴汤蹈火，呕心沥血，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肩负重任、身处顺境还是罢官谪居、身陷囹圄，升沉荣辱，他都同样保持赤子之心，信念始终如一。“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
彭德怀一生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忧和乐。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他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彭德怀多次说过，“我们都打过仗，哪有靠一个人能打胜仗？要靠集体领导、民主作风、群众路线。”“我们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他待士兵亲如兄弟，时刻把战士的饥饿冷暖挂在心上，对部属生活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长征过夹金山时，他发现孙毅没有干粮吃，马上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孙毅一半。孙毅再三推辞，彭德怀笑着说：“俗话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这让孙毅感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就连在最艰苦的时候捋树叶、挖野菜，也规定部队不得在村庄附近与民争采。他亲自带领干部攀岩越岭到远处山中去寻，把近处、平坦处的野菜、树叶留给群众。革命胜利后，他在任国防部长期间又一次对部队实行了精兵简政，并且从自己做起，将警卫局给他配备的3个警卫人员精简两个。
彭德怀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行军打仗时，他常常身着一套旧布军装，脚穿一双草鞋或布鞋，有时布鞋破烂得穿不住，还用麻绳绑着，与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还背着一个地图包，像长长的渔鼓。战士们远远地看到，都笑他：“打渔鼓的来了！”
彭德怀主持制定八路军的供给标准时，坚持和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只拿与师旅长一样的5元钱的津贴费。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在延安见了彭德怀，感动不已，写了这样一首诗相赞：“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革命胜利了，可他仍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从西北前线进京汇报工作时，看到从西柏坡进驻北京暂住香山的一些机关办公室里，不仅摆着沙发、茶几，铺着地毯，而且还放着花瓶、盆景、鱼缸，极其敏锐地感觉到干部进城后思想、作风的微小变化，便直截了当地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情况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周恩来称赞他意见提得及时。
抗美援朝回国后，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这是一座古老建筑，年久失修，门窗油漆剥落，屋顶漏雨。管理部门给他在什刹海附近找了一个有两层楼房的小院。可他看后对秘书和侄女说：“住在中南海，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有关部门见他不肯搬，想把旧房翻修和粉刷，也被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
1955年，国家进口了一批吉斯牌轿车，管理部门想把他那辆旧吉姆车更换,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人向他讲述新车宽敞、平稳、舒适等好处，他严肃地说：“世界上好东西多的是，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图舒服，有个车坐就行了。”
彭德怀说到做到，从不搞“下不为例”。1958年回乡时，乡亲们送了一瓷坛蜂蜜和两只鸭子给他。本是家乡人民一片情意，蜂蜜和鸭子又是本地土产，可他回京后发觉了，坚持要折价汇款给队上，并给支委们写了一封信：“回到北京居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于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之心情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故折价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
1966年，他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时，在螺髻山畜牧场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一打听才知道只收了两元饭钱。他说，那是人家用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给一位姓田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二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度。”
彭德怀常常告诫干部：“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利益……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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