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减轻其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压力，加紧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制造事端，点燃了新的侵略战火。

（一）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坂垣征四郎大佐，从中国东北飞回日本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中曾这样供出日本当局策划上海事变的真相：“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田中隆吉接到坂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汉奸、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碧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本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块挑衅，随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医院。田中隆吉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他们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捕发生冲突，戳伤华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的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立即增兵，并要求采取强硬手段。集会后，他们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要求日方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在显要位置登载了日本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消息。

日本暴徒肇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12月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处罚凶手；（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对日本方面的四项无理要求，上海各界民众怒不可遏，纷纷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要求对日绝交，勿为其武力所胁迫，表示全体市民誓死甘为后盾。对民众的严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加以应付，实际上仍继续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本总领事的要求，同意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于深夜11时密令公安局、社会局派员会同各区所，将上海救国会及其浦东、吴淞、杨树浦、曹家渡等6处分会一律查封。两局奉令后，于28日凌晨开始执行，5个小时后查封完毕。但日本领事对上海市政府取消各界抗日会的措施并不满足，坚持“非将凡有抗日字样之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28日下午3时，吴铁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是，日方的真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战端，所以，虽然吴铁城妥协，日仍不罢休。当日20时30分，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发出新的通牒，进一步要求中国的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日军唯恐中国当局收到通牒后立时接受其要求，而失去进兵的借口，故通牒刚一发出，就着手采取行动。当晚11时30分，当盐泽幸一的通牒尚未递到上海市政府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的2000余人，已经按预定计划向闸北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