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5省（冀、察、晋、绥、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

（一）华北事变与日本对华北的残酷殖民掠夺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5省和北平、天津2市，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6，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人）。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这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华北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由于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向华北进一步扩张。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日本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望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声称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刊主编、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被囚禁。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这是一个公开宣布的完整的侵华方案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

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5月初，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务以“关东旅行团”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张北县守城士兵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于北平谈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依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后来察北6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实权。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囊括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扶持傀儡上台，操纵“华北自治”，将华北分离出去。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接着，日本内阁也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发表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要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拋弃欧美，转向亲日政策。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演出。

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11月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12月18日，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持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与此同时，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古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加紧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边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空前的掠夺。攫取华北的经济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此，日本制订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8大项目：（一）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到石家庄）；（二）开发龙烟铁矿；（三）塘沽建港；（四）发展河北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五）华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航空网；（六）改良华北种棉；（七）振兴华北水利；（八）“整理河北井陉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10条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肆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4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独占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岛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很猖獗。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在华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中国国内商品输入总值30%多。中国关税损失2550万元之多，仅1936年4月一个月便损失关税800万元。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的塘沽以外，福建有厦门，广东有汕头，陆路有长城各口。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日本武装走私也直接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输入也直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时，日本还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势更猛地扩大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侵略，首先是加紧商品倾销，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中日之间的商品竞争，以纺织品为最烈。日本纺织品因生产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效率高，生产成本远比中国低，同时，日本政府对本国棉货倾销中国，免征出口税，且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这样，造成中日棉货售价的悬殊。日货的大量倾销和国货的大量积存，迫使华厂大量倒闭和停工、减工。在1933年的头7个月内，全国92家华商纺织厂，即有18家倒闭或停业，减工者占44%，布机停工、减工者占41.9%。

日本对中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兼并华厂，更给中国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1934年，日商在华纱厂41家，不及华商纱厂的1/2；但其资本总额为25400百万元，比华厂多1倍以上，其生产额高达2160万打，使中国在华北的厂商大受其苦。日本设在山东的满洲、青岛二制粉公司，日产面粉达6800袋，中国面粉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兼并华厂是日本进行资本输出的一项重要手段。仅1936年一年，上海、天津、唐山即有6家纱厂被日资所兼并，其纱锭数共达18万枚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直接侵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生存。因此，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也在日益增长。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

总之，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