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党为了避免内战，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在此情况下，我遵照党的指示，在蒋军内部酝酿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斗争。
当时我在陆大联系的一批进步同学，分配到南京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从国防部到南京守备部队均有。这些同学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他们是万建藩、贾亦斌、刘农畯、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峤、董嘉瑞等。当时万建藩是国民党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我们时常在他俩的家里借着聚餐座谈、联谊、叙旧、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三载同窗，异地相逢，倍感亲切。聚会时我多半是听、问或插话，主要是介绍在军务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实说明八年抗战之后又打内战是多么不得人心。当时同学们反映很强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战后再打内战。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陆大同学的深思，同学们忧愤满怀，纷纷寻找光明，籍以报国。
1947年，我党发表《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当时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种种欺骗，我在同学中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讨论，同学们在事实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务局内的斗争
（一）利用职务掩护同志
掩护广东东江支队安全转移 1946年，蒋介石利用军事调处，企图把华南我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以便巩固他在两广的后方基地。当时国防部规定了广东东江支队北上的路线。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就想不能再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当我了解到国防部的意图是害怕东江支队沿途散播革命种子，所以规定行军路线便于防范（当然不能排除沿途截击的可能）时，为了掩护该支队的安全，我提出将支队4000余人水运北上，既避免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我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批准。这样就确保了我东江支队北上的安全。东江支队于1946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于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我解放区。
掩护王启明起义后安全到达解放区 1947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张国疆交我一份秘件电报。我接过一看，是报告王启明于3月中旬在河南汲县率部起义。这种案件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张国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机放在抽屉里。第二天是星期日，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我也避免了纠葛。
营救万建藩之弟 1947年夏，贾亦斌和我谈到万建藩（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弟弟在苏北担任一个兵站分部的负责人，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万建藩只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贾亦斌同时也转达了万建藩的意思，要我设法营救，并告我“万之弟可能是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一则是搭救同志，同时也为团结争取万建藩，当时陆大同学聚餐多是由他相约。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何是蒋家的亲属，也是俞济时的亲属，为人较忠厚，讲情面，我以个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们初次交谈，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经过谈论，我给他留下了个好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渐渐谈及到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何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竟向我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我例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他参考，并乘机问到万建藩之弟的案件，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的心情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是我陆大同学的关系。我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我们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之弟签署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即保全了同志，也团结了万建藩，为尔后开展工作取得较大的便利。
类似上述情形在我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一些。每次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在合法条件下设法掩护，为之开脱。如云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护过。
（二）斥敌
处在敌人的机要部门，在工作、环境中总是险境丛生的。1947年夏，张国疆告我第三科来了一位高参，可能是三十二军的尹国祥，问我是否认识。我一听有些疑虑，因为我考陆大特七期时，借用了商震先生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证件，当时遭到尹国祥的反对。现在他也到军务局，引起我的警惕。当时该局副局长毛锦彪与尹国祥气味相投，沆瀣一气，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时隔不久，军务局后楼我的宿舍被检查了，书桌上抽屉里均被翻乱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济时局长办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锦彪，他突然盛气凌人地叫住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关起来。”我佯装不知何事，他拍着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当时我想在反动派面前绝不能后退，于是反唇相讥，指斥毛锦彪：“你不讲理，老子不干了。”我愤懑地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把脚一跺，回到四科办公室，当即向张国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请向局长报告，辞职撤职都可以。”说完想抽身离开军务局。张国疆处事较稳，冷静地对我说：“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为办理。”我借机出总统府回家后，当夜嘱家中收藏好家中的马列书籍，焚毁有关材料等。我闭门不出，做了最坏的准备。过了几天，接到张国疆电话，约我去军务局。见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锦彪作了疏通解释，并向俞济时报告了我工作努力，为人正直的情况，嘱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这样事态平息了。不久在一个纪念会上，局长俞济时讲话时有意提出：“军务局同仁应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随意指责，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济时意有所指，同时也为我开脱。不久毛锦彪调国防部工作了。
（三）结婚与释疑
经过和毛锦彪的这场斗争，尹国祥以往那种小人得志的姿态反而收敛起来，不敢再兴风作浪了。但这场风波惊动了关心我的同学好友。特别是联勤部的黄警华及宋光烈、刘经霖等同乡、同学均很关心我。他们向我提出，应当结婚，以免议论纷纷。并以实情告我：“在重庆陆大读书时，有人就怀疑你何以不结婚。”1947年冬，经刘经霖（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介绍认识了他的表妹敏如。经相互了解，双方都认为很合适，1948年3月我们在杭州结婚。
婚后我们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约同学便宴，依次访问诸友。为了报答黄警华的关怀，我偕敏如先行拜访；又承贾亦斌举办舞会与同学相见。经过连日周旋，我结婚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军务局。又经张国疆、杨振兴先生的解释，对我的怀疑明显地消失了。不久，张国疆调任驻苏武官，俞济时让我接任第四科科长，少将高级参谋。我乘机把杨宝贤同学调到四科协助工作。形势一变，我便于开展工作了。
和敏如结婚后，有了一个助手，来访同学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总统府告诉我。这样，我开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较保密。
（四）因公赴北平，趁机见傅作义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统率华北军政，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因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谊。1927年涿州战役，傅一战成名。战事结束后，他被张作霖父子羁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军进到陇海线时，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学读书。是年夏季的一天，父亲的朋友约我共同帮助傅作义逃出了保定，摆脱了奉军的看押，经白沟河到达天津，接管了天津警备司令部，肃清了张宗昌、褚玉璞的残部，开创了北伐军在天津的胜利局面。我大学毕业后，未再和傅会面。这时华北战事方酣，我希望见到他，做做工作，推动形势的转变。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陆大同学孙伯举联系。当时他是北平行营的参谋处长。我告他了来京目的，提出想见见傅作义先生，顺便看看陆大的同学。从孙伯举、罗文浩（时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大同学）处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势，并得知傅作义新任“华北剿总”，家住总布胡同。电话联系后，傅约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着我的手说：“已多年不见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着他说：“我原定今早飞天津、唐山视察，伯宇来访，暂缓出发，借叙渴念。”他问我过去学医怎么进了总统府军务局当参谋，对此他表示惊异。我了解傅的治军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见机不可再，我决定倾吐真情。
我向他谈了抗战期间我志愿从军报国，以后考入陆军大学，经蒋召见，调到军务局（原侍从室）的经过，并告他这次来京、津是想看看华北情况。我话音未落，他转了口气，说：“你有使命来京吧？”我诚恳相告，自己是以世交晚辈身份来看先生的。他听后转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谈心，我乘机谈了几个问题。
首先谈了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的形势。1946年全面进攻失败，1947年重点进攻又遭失败，损失惨重，军无斗志；解放军已插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分裂，蒋家天下岌岌可危。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独裁专断，违背民心，发动内战，国民党内部腐败无能，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接着，我向他说明危难之中蒋把华北重任委以先生，战则难操胜券，败则责任在身。我与先生情属至交，曾患难与共，所以借来京机会，妄进一言，请先生慎思。我谈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着我讲了一段历史，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又说“楚汉相争，非贤者不能息天下之祸。”我记得讲到此处，傅先生问我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我借此拜别，他送我时颔首示意，表示惜别。
在北平1个月，访问了当时的军政首脑及在北平的同学，基本上了解了华北局势，公事告一段落。1948年春节前回到了南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