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
干河沿积极分子会议，决定武装反蒋
1947年春季，蒋介石发动了重点进攻。西路胡宗南以23万人进攻延安，结果宜川战役损失6个旅，刘戡被击毙；沙家店之役，以损失三十六师，钟松被俘而告终。东路津浦线上，莱芜战役，被歼7个师，李仙洲被俘；孟良崮战役，号称王牌军的七十四师被歼，张灵甫毙命，汤恩伯被撤职。两路重点进攻，不过半年，均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1948年秋，济南战役中蒋军10万余人被歼，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俘。济南是山东首府，江淮屏障，济南失守，震动了蒋家王朝，当时南京气氛颇显沉重。尤其济南战役中，陆大特七期同学张遵光（旅长）被俘，史若愚丧命，孟昭进全师投靠解放军，周力行全师被歼，只身逃回南京。惨败的结局，不能不影响在南京的陆大特七期同学。这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总统府军务局上班，突然接到贾亦斌电话，约我去干河沿109号他家中一谈，说有几位同学在等我。我到达时已是黄昏，我被引进一个小房间，有几位同学已在那等了很久，屋内烟雾缭绕，看大家的情绪似乎很紧张。我一到同学们便说：“伯宇也来了，有话就说吧！”听话音他们已争论好久了。我四周一看，除贾亦斌外，还有刘农畯、宋建人、董嘉瑞等同学。这时贾亦斌首先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抗战八年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民不聊生；四大家族垄断金融，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贪污腐化，失掉人心；前方节节失败，败局已定，我们不能和他们同归于尽。今天大家商议在南京暴动，包围飞机场，对为首的蒋家王朝官僚一网打尽，如果失败就上山打游击。贾亦斌说完后问我意见。我听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兴，同学们有此决心，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沉思了一下，心想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盲动。于是我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同学们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无几，南京有重兵驻守，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绝不能盲动，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我讲完后，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最后我提出，行动要严守机密，今后个别碰头联系，不搞碰头会。
会后回到家中，兴奋过度，夜不能寐。回想10年前在重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导：“共产党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争取好的形势，并使之变为现实的可能”，联想到当晚的聚会是到南京后的一次决定性会议，是几年来从酝酿反蒋到采取武装行动的一个转折点，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干河沿会议之后，我立即约仲宇和宋光烈分别谈话，通报了会议情况，分别布置工作。宋光烈同学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和我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这时他联系了一○六军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都是陆大特七期同班同学，又是西北军将领。段仲宇联系了爱国将领齐国榰和王海峤、崔汝梅等一部分同学。经过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贾亦斌利用蒋经国组织新军的机会，成立了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自兼总队长；刘农畯任伞兵三团团长，王海峤任国防部工兵第四团团长，齐国榰任了江苏保安总队队长，段仲宇任上海港口副司令并掌握了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
1948年冬，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工兵第四团、汽车部队两个团，共4个独立团，两个总队和江防部队两个军，布防在京、沪、杭各地，军运任务繁重。为了加强工作，我于年底借病脱离了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当时段仲宇先到上海安置了家属，住在宝山路1号一座碉堡式的独立楼房内。我到家的当晚，表弟温尚煜告我他已入党了，我当即告他我所联系的部队情况，嘱他速报上级党组织来接我的关系。过了一两天，尚煜陪同张执一（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来找我。我向张执一汇报了我入党的情况，在重庆接受周副主席指示的情况，以及失掉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联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共同反蒋的情况。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他认为我在失掉关系后独立作了大量工作是很难得的。并说我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约定在1949年元旦后介绍李正文和我联系，指导工作。
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几乎每天到宝山路1号我的住处联系工作。我把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为了加强今后部队的联系，我建议派党的同志到部队。经策反委员会的同意，选派张文藻到贾亦斌的预备干部总队，周其昌到刘农畯的伞兵第三团，王声明到王海峤的工兵第四团，陈景明到齐国榰的江苏保安总队。布置就绪后，我和李正文去看望部队。先到嘉兴看了预备干部总队，接着到安亭和杭州，看了伞兵团、工兵团，随后，我们又由宋健人陪同去南京看了一○六军（驻芜湖）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均同意我军渡江时不抵抗，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9年2月，李正文向我传达了上海党组织关于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的决定。当时我非常感动，联系到8年间独立工作的种种困难情况，想到现在终于接上了党组织关系，真是感慨万分！我决心继续把工作做好，争取部队起义。我向党组织提出：介绍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段仲宇入党。4月6日组织上批准了这4位同志入党。随后又研究了王海峤、宋光烈的入党问题。这时我所联系的陆大同学、国民党爱国将领均牢牢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粉碎蒋氏父子保存基干部队的阴谋
1949年1月，蒋介石发动的三大战役接连失败，东北、华东、华北3个主力集团150万人损失殆尽。我解放大军直指长江，蒋家王朝岌岌可危。此时白崇禧电逼蒋介石下野，蒋被迫于元月21日宣布隐退，实际上仍在幕后发号施令。1月25日蒋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开小型军事会议，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制定了江防作战计划，同时电令各军“坚守江防”，妄图负隅顽抗。汤恩伯也狂妄地吹嘘：“江防天堑，共军难以飞渡”。
为了策应解放军渡江，解放宁、沪、杭地区，我们掌握的准备起义的部队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加紧准备工作。而在这时，接连发生突发事件，迫使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和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不得不提前起义。
预备干部总队在成立时内部就有斗争，该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希望得到总队长的职务，对贾亦斌当时以国防部代局长身份来兼总队长很不满意。总队调驻嘉兴后，我党又派去了联络人员，总队学员在贾亦斌领导下觉悟提高，种种迹象引起黎天铎的怀疑，伺机向蒋经国告了密。小蒋通知贾亦斌去溪口见面。3月初的一个早晨，贾亦斌匆匆来宝山路找我谈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约李正文来共同商讨，提出下列几点意见：（1）去当然有危险性，不去更加深蒋的怀疑，对我们不利，所以应该去见蒋。（2）当时我们的工作非常慎重，没有把柄给敌人抓住。亦斌去表示心怀坦荡，能解除小蒋的怀疑。（3）借此行可以了解蒋氏父子的动静。经组织商定同意后，贾亦斌欣然起程，约10天左右安然返回上海，并讲了蒋氏父子的情况。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停止活动，3月20日贾亦斌匆匆由嘉兴来上海找我，他得到消息，国防部撤销他所兼各职，由黎天铎任总队长，率领总队开赴福建整训。为了粉碎蒋氏父子的阴谋，我们初步决定尽量拖延移交，积极准备起义，待机行动。
在此紧急的情况下，事态发展无独有偶，在同一时间，刘农畯匆匆来找我，说了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他说蒋介石潜来上海，在黄埔江的复兴岛军舰上，召集军事会议。会后，蒋单独召见刘农畯，对他说：“当年我在黄埔就是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即以你这个团作卫队，日后东山再起，你就是第二个团。”蒋在谈话中竭尽拉拢之能事。我听后感到预干总队、伞兵团先后发生事端，形势严重。当即约请李正文、贾亦斌和刘农畯共同商讨，同时约仲宇参加讨论，因为他任上海港口司令兼军运指挥官，一切行动在他的掩护下便于进行。当时我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他时间紧迫，处境困难。我提出两点意见，总队在去福建的途中起义，不大可能，因为反动分子黎天铎已接管总队，贾亦斌失掉职权，难以指挥了。因此我建议贾亦斌率总队提前起义，出敌不意率部向天目山挺进，到皖南游击区。从军事上讲，路途近，有游击队策应，成功的希望较大。同时由上级党组织通知皖南游击队，东出天目山迎接；四明山游击队在浙东活动，可牵制敌军。在讨论伞兵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当时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团水运到台湾的意图，我建议：伞兵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因为当时只有连云港解放，可通知当地驻军迎接伞兵上岸。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方案可行，由李正文向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汇报。张执一当机立断，同意上述方案，并经上海局批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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