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三个“上海时刻”【2】

中年：打赢经济“淮海战役”

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发起过工人和农民运动，领导过中央特科，从事过中央组织工作，在这之后，陈云转向经济领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被人们称为“共和国掌柜”。

在陈云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和珍贵的实物，生动再现了1949年7月下旬，这位“红色掌柜”奔赴上海，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等几次斗争，使哄抬金融物价的投机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物价。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开始描绘共和国蓝图。然而，西方国家却预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打80分，在经济上可能只能打零分。

从东北进关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根据情况办事，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陈云所说的大城市，首先就是上海。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他知道，“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起初收兑工作十分顺利，但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就涨到720元，6月4日涨到1100元。虽然当时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有的商号还拒收人民币。6月8日，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经此一役后，上海市场物价仅仅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又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6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万1700元，7月16日升至5万9000元，7月18日更高达6万5000元。一时之间，人心不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陈云到上海稳定物价。

在陈云纪念馆，可以看到1949年7月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问题给华东财委并告华中、东北、西北各财委”的电报手稿。7月22日，陈云一行来沪的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还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专车车头被打坏。等到上海调拨的火车头来后，才得以安抵上海。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沪之前，陈云曾设想要将上海的厂校及人员疏散，但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综合与会者意见，决定改变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并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精简节约、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将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

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各地物价相对平稳。但从1949年10月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上海的涨风由纱布带头。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1月13日，在涨势趋于稳定后，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提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随后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包括稳住物价、调运粮棉、紧缩银根、指导国营贸易公司、应对投机商人等多方面内容。陈云起草后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电报手稿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当天，电报下发到各地。

1949年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即“两白一黑”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25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几天之内，就将这场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了当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