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私人通信中的红色中国情结【2】

激怒斯诺的个人遭遇

斯诺毕生都在为宣传红色中国而奔走。他撰写的著作和采访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是欧美了解中国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在“铁幕”和“竹幕”隔断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此。然而，虽然斯诺在欧洲拥有众多读者，却因为美国的对华敌视政策，而在祖国横遭批判，以至于无法完整向美国社会描述中国见闻。倍感受挫之余，斯诺甚至极为愤怒，更显示了其对中美加强相互了解的强烈期盼。

一方面，斯诺的中国著作无法引起美国媒体的正面回应，令作者如鲠在喉。1962年，斯诺根据1960年的访华经历，在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大河彼岸》。因为拥有当时大多数西方作者无法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斯诺相信，该书必能引起美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有助于他们认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然而，事与愿违，《纽约时报》把书评任务交给了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林迈可生于英国，1938年1月到燕京大学任教，同年接触中共。自此以后到1945年，林迈可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并与中共领导人结下友谊。但在离开中共时，林迈可已经开始批判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了。 李新：《八路军的洋顾问——林迈可》，《文史月刊》2005年第12期。也许正是看中其既熟悉中国的共产主义，又与中共保持距离的个人经历，《纽约时报》才选择让当时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任教的林迈可评论斯诺的新著。

1962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林迈可的长篇书评《登峰造极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月15日，书评再次在《时报》露面，篇幅略有缩减。林迈可指责该书“令人失望”，认为斯诺徒有如此有利的“背景和（与中共的）接触渠道”，著作却了无新意。评论声称，在《大河彼岸》中，斯诺故意回避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引用了难以经得起推敲的证据。这些问题和证据包括：第一，斯诺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调查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真实展现存在于“政治集会和体力劳动”夹缝之间的教育质量；第二，斯诺忽略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中国社会的批评意见，从而误判中共的现状；第三，斯诺避而不谈台湾高速发展的“事实”，未能解释台湾为何必须接受中共统治；第四，斯诺会误导读者相信，到达香港的大陆难民是怀恋旧体制、抵触新体制的保守分子，以及集体农业代表着进步的方向。总之，在林迈可看来，斯诺的思维依然停留于20世纪3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期，得出的结论“含糊其辞、弄虚作假或者缺乏逻辑”。 

斯诺无法接受林迈可充满挑衅意味的评论，遂通过私人和公开途径予以严厉反驳。1963年1月15日，斯诺从瑞士致信索尔兹伯里说：《大河彼岸》一书“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极其正面的评价”，《纽约时报》等少数媒体是仅有的例外。他随即话锋一转，指责林迈可只是自诩为中国问题和其他领域的开路先锋。斯诺表示：林迈可的书评纯属“幼稚胡诌”（childish prattle），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和“刺向我的一把尖刀”。斯诺感谢那些抗议林迈可评论的人，特别引用“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之言，抨击林迈可“显然意在阻止人们阅读我的著作并从中获取信息”。对于斯诺这样一位经历风雨的记者而言，使用如此尖刻的措辞足以显示，他已愤怒到了极点。

同年4月，言犹未尽的斯诺在《纽约时报》上用读者来信的方式，与林迈可公开交锋。斯诺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从来尊重贵报诚实守信的原则，你们却就我的著作发表了极其卑劣的评论，我感到震惊”。斯诺认为，长久以来，林迈可都是“为蒋介石两肋插刀的虔诚信徒”，其评论的依据均属捕风捉影之类。林迈可声称斯诺著作提供的新信息极少，却没有道出这极少的新信息到底为何物。所以，斯诺愤怒地重申了私人信件中的观点，即林迈可只是在进行人身攻击，目的在于阻止人们从其著作中获取中国信息。在接下来的回复中，林迈可毫不示弱，抨击斯诺偏信中共领导人之言，不愿就包括台湾在内的众多问题展开诘问，未能得出令其信服的结论，而是把任何批评意见都视作偏见。两位资深中共问题专家在公开场合剑拔弩张，实不多见。他们隔空对骂，全然不顾自己的文雅身份，可见愤怒程度之烈。就斯诺而言，因为林迈可的差评，倾注巨大精力写就的著作无法取得宣传红色中国的预期效果，实乃无法容忍之事。他更在上引的1963年11月12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将难以为后者疏通中国实现访华的局面，归咎于林迈可的书评，其焦灼心态呈现无遗。

也许是吸取了《大河彼岸》的教训，当《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面世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则显得更加理性和冷静。但与此有关的书信仍然表达了斯诺希望推销此书，让更多的美国民众认识红色中国的急切心理。1968年3月20日，斯诺告诉索尔兹伯里，修订版的校样已出，并托责任编辑给他寄去一本。邮寄的目的，显然不是仅仅在于传递友情，而是期盼后者能在《纽约时报》刊登书评，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斯诺表示，修订版成功地“将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历史与事后获知的事实和知识协调统一起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超出撰写一本全新的著作。为了说服索氏同意推介该书，斯诺进一步强调，修订版“可能成为中国研究者争论的主题；有人咒骂，有人理解。甚至有人可能从中找到新闻线索”。

当然，斯诺的真正目的还是让民众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以增进他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认识。此书修订版出版以后，斯诺如愿以偿地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书评。但《纽约时报》明显更加谨慎，书评既无署名，篇幅也极短，评论的感情色彩较为平淡，只是称呼斯诺为“不知疲倦的记者和作家”，认为他“发自内心地，总体上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中共党人的自我认识，塑造了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更加简单的延安世界”。书评还建议，读者应把《大河彼岸》和新版《红星照耀中国》结合起来阅读，以便获得全面丰富的中国信息。 书评的这种界定符合斯诺向美国宣传红色中国的期望，他因此没有在信中向索尔兹伯里作出任何抱怨。

另一方面，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不愿完整刊登斯诺采写的实时中国报道，同样让斯诺愤怒不已。斯诺虽然不断强调自己访华时的私人作家身份，却十分关注自己的观感能否被美国民众所知晓。所以，在与索尔兹伯里的往来信件中，斯诺在不断地试探《纽约时报》刊登中国报道的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纽约时报》无意支付斯诺所期望的版权费用，计划无果而终，令其无比沮丧。1964年12月，斯诺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访华期间，就致信索尔兹伯里，暗示《纽约时报》考虑购买中国报道的版权。他表示，准备撰写6篇文章，欧洲版权已被买断，但英文版权仍可竞标：“如果《纽约时报》感兴趣，你们的巴黎办公室可以咨询《新直言》（Le Nouveau Candide）周刊的雅克·加雷（Jacques Garai）”。为增加中国报道的分量，他宣称：中国正在发生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将尽量捕捉新奇事物，以飨读者。

随后的讨论持续了近两年之久，可见斯诺对于《纽约时报》寄予的厚望，以及《时报》涉及中国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在收悉斯诺的建议后，索尔兹伯里立即联系《新直言》和另一家第三方，但都被告知他们并不受理有关斯诺中国通讯的英文版权事宜。 Harrison E.Salisbury to Edgar P.Snow, Jan.13, 1965.几经周折，索尔兹伯里终于弄清，斯诺期望的版权费是15000美元。随后，索尔兹伯里明确告诉斯诺，这一价位已经超出《纽约时报》的承受范围，因此“不得不拒绝”他的发表要求，及早退出版权竞标程序，以便不耽误他与其他媒体的讨价还价。 如此一来，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访谈以及其他中国报道，都被挡在了《纽约时报》的大门外。

在回信中，斯诺尽管表示理解《时报》的决定，却难掩失望和愤怒之情。他声称，毛泽东访谈是单独让《纽约时报》出价的，依然连同其他中国报道一起，与这一在美国最具盛名的报纸无缘。斯诺略带嘲讽地写道，“当然，《纽约时报》没有义务给我任何解释”，“但我好奇的是，在你们到过北京的特派记者眼里，贵报的栏目到底有何存在价值”。针对斯诺溢于言表的愤怒，索尔兹伯里重申：“从我们的角度而言，你的中国报道面临的基本困难的确就是价格问题”；既然斯诺没有承诺《纽约时报》可以用任何价位购买版权，它就不想就此事“争论不休”。索尔兹伯里还安抚性地对斯诺说：毛泽东访谈“极具新闻价值”，已经引起“轰动效应”，《时报》也已在头版摘登其他媒体的报道，以作弥补。 

提及毛泽东访谈的遭遇，斯诺更为愤怒。他毫不隐讳地指出，索尔兹伯里的有关解释难以立足。他甚至质疑对方的诚信品质，可见此事对他的打击之大。根据斯诺的说法，《纽约时报》拒绝刊登毛泽东访谈，不仅是其读者的一大憾事，也因为讨论时间较长，致使斯诺无法与其他媒体更好地讨价还价，最终只得将版权卖给《华盛顿邮报》。但《华盛顿邮报》并不领情，而是改写访谈内容，并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媒体同时发表。斯诺表示：这是平生第一次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对于与美国媒体就这一问题（发表中国报道）的合作，我已决定不抱任何希望”，尚未见报的周恩来访谈将仅仅以著作的形式在美国出版。索尔兹伯里对斯诺极力安慰，将其遭遇归咎于“文字表述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现象，即大量的中间环节会导致支离破碎的言辞转述，难以表达有关各方的真实意图。况且，在索尔兹伯里看来，《华盛顿邮报》已经呈现毛泽东访谈的要点，读者反映亦非常热烈，斯诺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但斯诺所受伤害极深，难以认可索尔兹伯里的解释。他在1965年5月6日致后者的信件中写道：因为《华盛顿邮报》“异想天开的改写”，自己虽然有意向美国民众提供有用的中国信息，但已“极度灰心丧气”；不仅如此，《华盛顿邮报》“无耻而不讲道德”，让自己在中共面前颜面尽失，无法继续为美国记者尽早访华而奔走呼吁。 

由此可见，令斯诺大发雷霆的，既有《纽约时报》拒绝刊登其中国报道的原因，亦有其他媒体在刊登过程中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歪曲，导致他无法准确传递红色中国信息的原因。《华盛顿邮报》刊登的毛泽东访谈就属第二类。完整的访谈报告应该首先见于欧洲媒体。尔后，斯诺试图在《纽约时报》发表，遭拒，最后不得已向《华盛顿邮报》出让版权。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如实刊登，而是由记者根据访谈原文删减改写而成。其删节版内容仅涉及毛泽东就越南战争发表的看法，既把中国刻画为决意联合苏联、朝鲜和东南亚将美国围堵于越南的好战分子，又宣称中国敬畏美国的海空军力量，愿意与美国谈判。事实上，根据其他媒体刊登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访谈原文极长，论及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第三世界、核武器、赫鲁晓夫、中国海外驻军和他的人生观等，内容全面而深入。其贯穿始终的线索，乃是毛泽东和中国的自信与和平愿望。斯诺发表访谈内容的本意显然被《华盛顿邮报》所曲解，塑造“红色中国”正面形象的效果未能实现，其悲愤交加便在情理之中。

斯诺不但对美国媒体扭曲乃至拒绝刊载自己的中国报道深感愤怒，即便目睹与己无关的歪曲报道，也会作出同等反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就因此成为斯诺的谴责对象。1962年2月25日22点，NBC在第四频道播出专题片“红色中国白皮书”（White Paper: Red China），借用瑞士记者费尔南德·吉贡（Fernand Gigon）之口，讲述中国状况。片中充斥着歪曲和臆想。对此，斯诺不禁愤而提笔，致信该片制片人弗雷德·弗里德（Fred Freed），表示抗议和斥责。斯诺认为，片中有四方面内容属于捏造：吉贡是过去一年内到访中国的唯一西方人；西方记者不能进入华东4座城市以外的地区；记者如要拍摄街道，必须躲在墙壁后面；记者不能拍摄中国士兵。斯诺反驳道：路透社、法新社和南斯拉夫记者都曾在中国逗留，甚至在吉贡访华期间，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华的瑞士记者；中国政府限制西方记者行动自由之事，可以拿自己和一名英国摄影记者的亲身经历证实，纯属子虚乌有；外国记者在拍摄时，也不需要躲在暗处，自己甚至用电影胶片拍摄了“红色中国的坦克手、炮兵和步兵”；NBC为抹黑中共，不惜张冠李戴，把国民党宪兵从后脑枪杀犯人的镜头，解释为中共军队射杀民众，让人深感不齿。在信件末尾，斯诺还抨击NBC专题片“幼稚、欺骗、过时”，认为其“误导、歪曲和捏造”行为辜负了公众给予的信任和赋予的责任。信中没有说明4座城市的具体所指。

弗里德如何回应乃至是否有过回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此事与上述其他事例一起，反映出斯诺渴望美国民众正确了解红色中国的焦灼心情。他避走瑞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共亲蒋氛围。但他依然积极寻求通过私人关系，促使美国主流媒体准确刊登和评价其中国报道和著作。屡次碰壁之后，他愤怒至极。这非但没有削弱他的正面形象，反而更加突出了他作为记者和中国“老朋友”的正义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