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令斯诺同情的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处境
斯诺不仅对中美民间无法顺畅交换信息深感愤慨，而且极为关注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微妙处境。在与索尔兹伯里讨论此类问题时，斯诺明显站在了中国一边，延续着一以贯之的红色中国情结。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以美苏对抗为主线，奉行独立外交的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都剑拔弩张。斯诺没有如众多美国人一样去指责中国，而是赞赏中国的处变不惊和冷静应对，无形之中将中国外交困境的责任推给了美苏两国。
冷战期间，很多美国人把中国和苏联视为一个共产主义整体，甚至出现了众多大学生通过学习俄语去了解中国的现象。 另外，2013年11月，美国西佐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乔纳森·戈尔茨坦（Jonathan Goldstein）向笔者证实：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时，学校就鼓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从选修俄语入手。他们对于中苏之间的裂痕将信将疑，或者浑然不知。长期观察中国的斯诺自然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误解，但也有着某种程度的信息滞后现象。例如，1961年4月，中苏已经公开决裂，他仍在建议索尔兹伯里寻求苏联外交部或苏联驻华使馆帮助，以便前往中国访问，似乎不知两国早已剑拔弩张。尽管如此，他在中苏阵营分化之后不久，就已经在思考两国矛盾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总体而言，斯诺相信，中国不会因此招致无法承受的损失。
一方面，斯诺的确忧虑中苏矛盾暂时滞缓中国发展的负面后果。1960年7月，苏联开始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停止一切合作项目，使得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斯诺于1962年9月12日写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件明显反映出其担忧之情。斯诺表示：他从一位自中国返回的瑞士医生那里了解到，虽然中国的食品形势已经大为改善，不再严峻，工业生产却在“不断退步”。斯诺满腹忧虑，因为“苏联撤走援助人员导致的不良后果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中国要恢复到1959—1960年的水平也许要等到1963年去了”。另一方面，即便在忧心忡忡的语气中，斯诺依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前面提到的信件中，他认为，中国可在三年内克服中苏矛盾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在另外一封信中，斯诺的乐观情绪更加明显。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索尔兹伯里：“总体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中苏对峙对于中国是一件好事”；原因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已经恢复了急需的地缘政治平衡，中国及其民众都从中获益；因为这一平衡，中国不但不会偏离既有的公有制轨迹，反而会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另一中心。
在斯诺眼里，中国是中苏矛盾中坚韧不屈的受害者。充满感情色彩的判断与索尔兹伯里隔岸观火般的立场对照鲜明，衬托出斯诺无时不有的红色中国情结。作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和共产主义观察家，索尔兹伯里当然也在关注中苏关系的演变，但却无法摆脱美国对华交往中较为常见的看似冷静、实则居高临下的思维模式。1961年6月27日，索尔兹伯里在信中坦承：面对态度“僵硬”的中国，他希望美国通过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迫使中国降低对抗程度。 而在解释中苏矛盾的根源时，索尔兹伯里不愿认同斯诺的说法，即苏联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没有支持中国大陆。他似乎无意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分裂归咎于苏联的具体举措，而是强调：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经常不顾斯大林公开或委婉的反对”，自行其是，已经为两国裂痕埋下伏笔。 如此，中苏争执的责任就落到中共身上。
不仅如此，索尔兹伯里还从中国的对苏外交中，看到了中国“丧失”理性的趋势。他在1963年11月18日回复斯诺时说：因为与苏联的争端，中国对待东西方世界都更加尖刻，而且还在煽动西方内部的种族仇恨，这恰恰印证了苏联关于中国正在把种族作为斗争武器的指责。 到了1965年5月，索尔兹伯里在发现以美苏缓和促使中国改弦更张的策略几无效果之时，更是对中国把美苏归为一类极为不满：“如果我读懂了《北京周报》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相信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几乎没有区别——我对此极为惊诧和不解”。显然，在索尔兹伯里看来，中国因为与苏联剑拔弩张，已经无法理性地看待和审视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的缓慢变化了。
中美对抗是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通信中关注的另一政府层面的问题。斯诺虽然照常同情中国，批评美国政府的大国主义政策，要求其改变姿态，与中国和解，但同时也就中国自身的因素表达了看法。这与他在看待中苏关系时稍有区别，显示出他对中美改善关系的更大期望。一方面，斯诺希望美国能够主动采取具体步骤，释放善意。例如，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斯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停止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将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走，发放访华护照等，北京定会有正面回应。 1961年6月，斯诺从索尔兹伯里的来信得知，美国政府准备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就中国的席位问题，推动“两个中国”计划，但多数美国民众或者并不关心这件事情，或者支持中共取代国民党的席位。斯诺于8月15日给索尔兹伯里的回信对此信息深感兴趣，同时委婉批评了美国的僵硬态度。据斯诺所知，尽管美国对华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仍然“急切希望”在日内瓦会晤美国巡回大使威廉·阿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但美国政府却严禁哈里曼开展此类会谈。中国在改善关系的前提，即台湾问题上拒绝让步，的确让斯诺感觉不快，但他显然不满于美国政府奉行的“严禁接触”的僵化意识形态外交，而倾向于认同中国在接触方式上的灵活性。
到1967年底，斯诺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政府，认为其没有与时俱进，仍在坚持已经过时的对华思维，并将前述隐含观点明确付诸文字。12月22日，针对索尔兹伯里有关美国正在改善与中国关系之说，斯诺指出：“真实情况似乎是，美国决策者只是希望与一个贫弱胆怯的中国改善关系，这样的中国敬畏并愿意接受美国在（亚欧）大陆上的‘力量地位’”。但他明确认为：这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中国”，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坚信美国的崛起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面对中国的强硬，斯诺依然要求美国迈出缓和第一步。他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和解’新步骤，（中国）不一定就会充耳不闻”，而中止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努力就是美国可以采取的步骤之一。斯诺此言不但把改善关系的责任归于美国，而且顾及中国在大国三角关系中的微妙地位，其红色中国情结确非他人能够比拟。索尔兹伯里的立场就是映衬。他在回信中声称：美国政府已在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对华关系，但计划尚未成形；美国国务院乃至中央情报局都有支持这一想法的“头脑聪明而又讲求实际的人才”，只是他们对于决策的影响时断时续。这实际上等于婉转地否定了斯诺对美国政府的指责。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美关系的演变，斯诺意识到，中国并非完全处于两国关系的劣势一方，其行为同样可以主动改变关系现状。在60年代末之前，斯诺一直认为，中国毫不妥协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主张缓和的尼克松在1968年底当选总统，斯诺开始相信，到了中国该采取具体步骤的时候了。1968年12月4日，索尔兹伯里询问斯诺：“你真的认为中国人在认真考虑与尼克松政府开展谈判吗？”斯诺的回答是：“我们有一定理由相信，在中共九大召开后，中国会改变其外交政策，包括与美国谈判的政策”。索尔兹伯里在12月20日的回信中表示赞同，并确信中美关系即将发生转折。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但似乎没有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达到两人的期望。就在1969年上半年，索尔兹伯里再次试图从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接近中国，依然未能如愿。他只好解释说：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人都在忙着参加党代会及其后续工作，无暇顾及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 无论如何，中共九大未能促成中国放松对美强硬立场。斯诺倒是注意到：苏联的大兵压境给中国形成了转向美国的巨大推力。他在1969年8月3日的信中描述说：中国非常严肃地看待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内储备稀有金属和合金，增加粮食产量，确保社会团结，对外则重归传统的中国外交思路——“用夷打夷（yung yi, ta yi）”；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就是，寻求与美国开展实际谈判，并且“其进展无疑已经足以让俄国人坐立不安了”。
即便是在阐述中国可以采取的主动步骤时，斯诺依然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仅仅平铺直叙了与此相关的可能效果。与之相比，只要论及美苏两国的对华态度，他的愤懑之情却流露无疑。然而，他评判美苏两国的语气又有显著区别。对待苏联，他重点强调中国承受的影响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同情中国的处境。对待美国，他的言辞更加激烈，指责也更多。这并非因为他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而是体现出一种希望中美关系取得突破的焦灼心态。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前矛盾最为集中、解决最为棘手的胶着时期，斯诺作为中共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相比公开的言行，这些未曾发表的私人信件，更能呈现他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夕的内心活动。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他不仅对中美交流面临的政策障碍感到焦急万分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美国社会宣传他所看到、了解的中国和中共。当观点遭到歪曲和删改，他情绪几乎失控，表现出作为凡人的一面和对中美改善关系无以复加的期望。尽管如此，他始终把关系僵化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并因此希望其能够更加灵活，并主动释放善意信号。当然，他也关注了中国自身和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依然在于说明，美国理应抓住机会，促成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两国人民的自由交流。因此，尼克松能够在1972年初最终决定踏上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虽说是全面考虑各种利益的结果，但斯诺的奔走呼吁，特别是与《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互动，无疑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总之，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这些信件，向我们敞开了他在60年代致力于打破两国关系坚冰的心路历程，是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加深对他个人历史及其贡献的认识。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