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张普”的来历
肇庆自古就是贬谪流放之地。在那里，外公过着被幽禁的日子，终日受到监视，还有许多明确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 不准离开宿舍区；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向上级汇报一次他的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在他们去之前，军分区领导已与大院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说要来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叫大家不要与他们来往。外公连使用自己真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我在去之前就设想过他们的处境，在上海出发前就准备了纸条：“房间里有窃听器吗？”到了那里，才知道情况比我想的还要严重。曾有这样一件事：外公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因为他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军分区很快就知道了，立刻向他提出警告，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
他们的住所是一座平房，背靠的山坡即牛岗，牛岗顶上是当地回民的一片坟场。平房里共三间，摆设非常简单，除了床、柜、凳、椅等，没有其他家具摆设，书柜里有许多马列著作和一些经济学书籍、报纸。
外公外婆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两位老人身无分文，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三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住所离最近的集镇有两里路，下雨天买菜格外不便。外婆刘英有一次不慎跌倒，菜沾了泥浆不说，她右手的大拇指撑在地上，马上红肿起来。这一次以后，外公怕她出去买菜再跌倒，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做拐棍。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烧饭用的柴非常潮湿，熏坏了外婆的眼睛。外公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满屋子烟，令他咳嗽不止。由于“文革”中身心备受折磨，外公的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加重，每逢冬天，经常感冒发烧，为了取暖，只能用破脸盆当炭炉，木炭燃烧时，烟雾腾腾，呛得他透不过气来。
秘密完成一项重要使命
记得我到后两天，外公就叫我誊抄他写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外公平反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原来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出逃后，外公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此事实际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从1971年的10月12日起，在受到监管的艰难条件下，他开始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到1974年夏天，历时3年，写了十几万字。当时他年老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很差，握笔的手已经颤抖，写作条件极端艰苦。外婆说他“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稿子写在方格稿上，我在肇庆住了两个星期，多数时间是用来帮他誊抄的。在抄写过程中，外公不止一次地问我，“我写的东西，你看得懂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的所见所闻，曾令我产生了很大困惑：我最敬爱的外公，45年的党龄，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竟被发配于此，过这种受迫害的日子。我表示了对现状的失望，令我意外的是，外公居然用从容平缓的语气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在那个夜晚，听到这样的话，我非常震惊。他一不抱怨，二不后悔，从来不在小辈面前说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外婆在肇庆时还给我讲长征途中的故事，讲红军牺牲的悲壮惨烈，讲红军的乐观大无畏精神。他们总是对我说“要向前看”。正如外婆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外，没有人敢接近我们。正如闻天所说，在他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有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党也没有丧失信心。”他们的信仰就是如此坚定。
如今，每当我想起外公年逾古稀不顾重病奋力写稿的情景，心中就有无限感慨。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忧国忧民，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哪天到会上谈谈”，将来准备出书。外婆冒着严寒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信号，提醒外公将文稿迅速藏起。有一次我誊抄文稿时，因事离开了一下，回来后发现文稿已经被外公收起，在抽屉里放好。事后回想自己当时有多不慎，差一点惹祸，而外公是那样的谨慎，却对我没有一句责备。
在肇庆的两个星期，我请外公讲他的生平，讲他的青年时代，外公在回忆过去时总是淡淡的。至今还记得陪他在西江大堤散步时的情景，他很关心我，要我“不要单看小说，要多读书，这样才不会人云亦云。”他关心我妈妈、姨妈的生活，对早年因参加革命而没能照料到的两个女儿，一直牵挂在心头，经常端详我带去的全家福照片。他还应我要求，带我和外婆在肇庆街上一个照相馆里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两个星期过得很快，走的那天，我一次次地回头挥手，只见两位老人在初春乍暖还寒的黄昏里，站在平房前目送，外公拄着拐杖，他们那孤寂的身影，令我止不住流下了泪水。
功过是非历史评判
1975年4月28日，外公写信要求迁往离家乡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外公迁居无锡不久，写来了第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全家已搬到了无锡居住，对外仍保密，这里的住房、医疗条件比肇庆好，你们可来相叙，但要接到通知方能来。过了几天，我又接到外公的第二封信，说是“可以陪你妈和姨妈她们来无锡”，并详细讲了出站后到家的路线等。
于是，我陪妈妈、姨妈在9月初到了无锡。当我们一行三人来到汤巷45号大门口时，外公非常高兴。这是他们父女隔了14年后的重逢。这次会面，外公详细询问了两个女儿的生活状况。母亲当时已经55岁了，得知她为了7个孩子的生活，还千方百计地找工作，隐瞒了年龄进上海羽兽毛厂做临时工时，外公拿着我妈妈的工厂临时出入证，好半天没说话。但第二天早上，外公就对我母亲说：“你年纪大了，万一受了伤怎么办？临时工就不要去做了。”接着，又像征求意见似的说：“就在我这里帮做家务吧。”又说：“适当给一点报酬，因为你劳动了，应当给报酬，但多给了，就是享受，这又不好。”接着，他又慢慢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
我第二次到无锡，是当年9月底。我们动身之前，接到外公来信，这次要我妈妈去常住。记得那时正是太湖螃蟹刚刚上市的季节，吃中饭时，在太湖饭店，外公特地请我们吃螃蟹，当时由于国内各方面经过整顿，形势稍有好转，外公的心情也比较好。席间，我们与外公说了一大堆民间流传的有关“四人帮”的丑闻，外公听了不说什么，只是微笑。这次到无锡，我曾劝过外公写自传，但他缓缓却又坦然地说：“不必了，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这次，我妈就留在无锡，帮助做家务，住了几个月，一直到外公搬进新生路7号时才回上海。
全部身家捐作党费
第三次到无锡，是1976年4、5月份。没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外公说话了。外公已经病重，住进了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外公半躺在床上，样子十分衰弱，连话也讲不动。外公见我进来，用低弱的声音与我打招呼。我站在床边看着他，心里很难过。外婆问他：“现在觉得好些了吗？”他吃力地回答：“医生都做了病史记载。”那次探望的时间约三刻钟。
在医院里，外公想到了身后之事，他对外婆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来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嘱咐外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点头答应，但是外公不放心，一定要外婆拿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外婆一边说着“你还信不过我么”，一边还是照做了。
刘英外婆将外公的这个“遗愿”变成他们夫妇俩的合约，写在纸上，念给他听，“二人生前约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两人最后所交的党费。”外公这才微笑点头，放下心来。我后来知道，外公捐的金额高达4万多元，外婆后来把自己的工资也捐作党费，两人先后共交了8万多元党费。
1976年7月1日深夜，我在上海突然接到无锡发来的电报：“外公已逝，速来锡。”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无锡新生路7号时，上海的亲属基本都已经到了。外公离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差95天，他没有看到他期盼的“天亮”。
外公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写的文稿有一天“能够到会上谈谈”或者出版，对人民作点贡献。所幸这个愿望从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他一生的理论创造，也成为党的宝贵财富。（整理 记者 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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