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苏联是支持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
正是在这种种危机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在战争威胁面前，面对共同的敌人，中苏开始调整与改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中苏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共关系。当中苏关系调整时，国共关系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1．国共关系由对立到和解的转机
从1931年到1935年前，尽管日本入侵中国，全国各界呼吁抗战，共产党与国民党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对日抵抗，但国共双方的关系是势不两立的。共产党是反蒋抗日，国民党是“剿共”抗日。这使中国无法形成合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其结果是东北的很快沦陷与华北危机的出现，国内政局一片动荡。
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继续大规模的“围剿”，消灭共产党政权及其军队是其“安内”的主要方面。由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本书不再赘述。
国共关系开始出现转机来自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苏联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安抚中国政府，并且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制造麻烦的策源地，苏联政府于8月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很快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
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很快，苏联一改过去抵制的态度，主动加入了国际联盟。
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方针。从1933年3月起，共产国际也一改过去极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开始尝试与各国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争取世界和平。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今后，共产国际将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改变“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
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调整，最终促成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5年七八月间的正式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依据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此后，中共中央也据此开始了对蒋及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国民党方面，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自己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刚刚夺取中央苏区后，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a蒋廷黻此行得到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c三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12月19日，在得知苏联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但是，蒋介石对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b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仲。湖南军阀何键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而此时又传出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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