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中央转向抗日联共的影响
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与“联共”的举措对蒋系中央的对日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确切地讲，它是促使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蒋介石要“安内”，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二是兼并各地方实力派，至少使地方实力派不反对“中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呼吁全国一致对外，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欢迎，也得到了地方实力派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迫使国民政府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内蒋介石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对地方实力派也提出“和平统一”的政策；对外（即对日），国民政府也开始由妥协变而为强硬。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中央转向抗日与走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态度影响着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地方
实力派虽在实力上无法与国民党中央抗衡，但是其政治取向，尤其是在日本日益加深对中国侵略的情况下所表示的抗日态度，不能不被国民党中央重视。若不然，国民党表面的“统一”局面和蒋系势力的统治地位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另外，地方实力派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也增强了蒋介石抗日的信心。
九一八事变，由于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东北拱手相让日本。为此，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抵抗。两广地方实力派更是利用全国的民气民心，以抗日御侮相号召，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蒋发难，逼蒋下野。这给蒋介石不小的冲击。如果不把抗日的旗帜抓入自己手中，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被地方实力派赶下台的可能。为此，在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中，蒋介石虽仍然把主要兵力用于“剿共”，但也派出一定数量的中央军前往参战，并且表示出一定的抗日热情。可见，保住其在中央的统治地位，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借口，是蒋介石作出抗日姿态，表现有限抗日行动的因素之一。
长城抗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在《塘沽协定》的交涉原则上，国民政府虽总体上表现了妥协退让，但坚持了如前文所谈到的几个原则。如避免涉及“满洲国”的字样，只限于军事而不涉政治等。这是因为既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又担心来自地方实力派的攻击。因为就在《塘沽协定》的酝酿和签订期间，两广、十九路军屡发通电，谈话斥责；东北军、晋绥军、第29军等4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冯玉祥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对日军进行直接的军事抵抗，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这一举动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也得到各地方实力派不同程度的支持，引起南京政府极大的恐慌。所以在签订《塘沽协定》时，蒋介石、汪精卫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黄郛等人须遵守与贯彻几个原则问题。地方实力派的反对是阻止国民政府有限度地对日妥协的因素之一。同时，其对日侵略的坚决反击行为又增强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为中国的实力不如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表示：“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们（指日本）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地区都占领起来，无论哪一个地方”。但是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英勇抗击，以华北地方实力派为主体的长城抗战，以马占山、冯占海为首的东北义勇军对日军占领区的袭击，都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增强了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这对蒋介石日后不再对日退让，无疑是重要的。
华北事变，蒋介石再度表示了退让，这遭到了两广、第29军、东北军、晋绥军等地方实力派的一致反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推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第29军未经中央同意而进驻平津，东北军西撤后与红军结盟，中国政局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内外环境，弥感艰危，举国同胞在极度烦闷苦痛之中，共赴国难之精诚，日益深著。”国民党政权已呈分裂先兆，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再含含糊糊，得过且过，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以此为标志，国民政府开始向抗日的方向转变。蒋介石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但又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给自己的政策带上了既抗日又妥协的双重性。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向蒋介石提出了对日交涉“忍必有期”的问题，其后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案”，逼迫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进一步表态。在两广事变期间，西北张学良和共产党积极策应西南的行动，准备西北的发动。张学良对其表示“只要抗日，一定支持”。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态度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倾向西广，暗中表示“唯西马首是瞻”。这就迫使蒋介石对两广提出的“忍必有期”，“抗日救亡最低限度”等问题作出明确答复。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肯定两广方面所提方案“格外重要”，对抗日御侮的最低限度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一解释，说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进一步强硬，但同时蒋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又给自己的强硬态度拖上了一个妥协的尾巴，这自然是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的，也是不能满足地方实力派要求的。
1936年冬，傅作义在取得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在“没有请准了命令”的情况下决然反攻百灵庙，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对绥远抗战的心情喜惧交加。一方面，绥远抗战为他增加了对日交涉的资本，他公开宣称绥远抗战“为民族复兴之起点，亦为我国家安危最大关键。”下令停止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张群、川越会谈，否认了塘沽、何梅、秦土等屈辱协定的合法效力，向抗日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愿由此引燃全面抗战的导火索，影响他“最后五分钟剿共”。因此在绥远抗战中，指示傅部“打到一定程度适可而止”，“以免共匪借题发挥，影响中央誓死剿共政策。”并千方百计阻挠全国各地的援绥运动，致使桂系李、白发出了若在处理援绥问题上有所不当，势必使两广地区战畔重启的警告。特别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援绥助战要求的拒绝，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这说明蒋介石此时仍在抗日与内战的交叉点上徘徊。紧接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接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使蒋介石基本转到抗日的方面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的发动铺平了道路。
第二，地方实力派促使蒋介石走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蒋介石集团走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标志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促使蒋介石实现这一步骤的便是张、杨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所发动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向联共的转变，经历了与中国共产党由秘密接触到公开谈判的过程，如前文所言，国共两党进行了历时一年余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推翻了对谈判条件的承诺而导致两党谈判的终止。其结果虽增进了双方之间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立情绪，为蒋介石实行联共的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但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方针而走上联共道路。
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地方实力派在劝告蒋介石联共抗日无效的情况下，对其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标志着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彻底破产，它使蒋介石在被扣押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提出的停止“剿共”的建议，被迫许下“决不打内战，我一定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恢复了两党之间一度中断了的谈判，并在蒋被扣押西安的特殊条件下进行了最高级的会谈，直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捐弃旧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与决心。从此两党的谈判由秘密转为公开。西安事变既是蒋介石向联共转变的起点，又是国共由分裂到合作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做出的最大贡献。
总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蒋介石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发挥了自身的力量，起到了一定却也是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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