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第三种势力，地方实力派是一支不允忽视的力量。其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虽参与“剿共”，虽与国民党中央争权抗衡，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民族大义下，他们选择了“联共抗日”与“中央化”，逐步朝着抗日救国与步入统一战线的阵营方向发展，其对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出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地方实力派由抗日“剿共”并重到抗日联共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前，地方实力派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纷纷落势，虽有反蒋之心，但无反蒋之力，与蒋介石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暂得以缓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大举入侵面前，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相标榜，对内利用各种手段整肃各种反对势力，对外（主要是对日）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导致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也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国民党政局进入新的动荡时期。地方实力派为重振雄风，开始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进行新一轮较量。这种较量集中反映在对抗日和“剿共”两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主张联共抗日，如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而大多数地方实力派则主张抗日与“剿共”并重。
抗日与“剿共”并重的主张，是1933年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实力派首领在广州会谈时提出的，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主张，虽为两广所首倡，而实际上，各主要地方实力派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均报此种政治态度。就两广本身来说，他们声援一·二八上海抗战和热河抗战，对热河长城抗战还派出先遣队增援（未达），强烈谴责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等抗日部队的拆台政策，同时，两广又都参加了对江西根据地红军的“围剿”和追击。阎系在“九一八”期间曾与日本有所联系，但到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阎锡山派出晋绥军精锐傅作义第59军参战，在怀柔等地重创日军，提出“其困难万倍亦不退平津”，要蒋介石“千万注意”。对共产党，阎锡山则将之看作是他经营山西的“心腹之患”，仅在他上台前后，就枪杀、监禁了共产党人数十人，100多人被通缉。后来成为华北要角的宋哲元在此时虽没有明确的“反共”主张，但他并不赞同共产党的行为。他的主张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占据地盘，扩充实力。长城抗战失利后，宋哲元对南京政权的屈辱求和非常不满，表示要“本一往之精神，拼命到底”。但也没有与蒋公开“对立”，并收编和解散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桂阎等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剿共”反映了在民族矛盾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们与蒋介石既有斗争又有调和的关系。他们的抗日行动和要求，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与蒋介石抗衡的需要，他们祭起抗日旗帜，扩大了政治影响，巩固了政治地位，蒋介石对他们不敢
轻举妄动。阎锡山利用太原爱国学生反蒋抗日事件，把蒋系势力从其地盘上驱逐出去，两广地方当局也曾利用抗日做文章一度逼蒋下野，蒋介石对其“不轨行为”大有无可奈何之态。1934年2月11日他和汪精卫联合发表的通电中说，几年来除对闽变“不能不忍痛戡定外”，中央“对于各地方间偶生差池，无不务为容忍，委曲求全”。但地方实力派和蒋系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对比又是悬殊的，作为地方政权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上很大程度都受制于蒋系中央，若不是到了非拔剑张弩不可的地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蒋介石保持一定的统一性，因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部分赞成又是必然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发展，不仅对蒋介石构成威胁，也对地方实力派构成威胁。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矛盾，在“剿共”问题上得以缓解。正因为地方实力派在“剿共”问题对蒋介石的追随，蒋介石才能对其“不轨”行为采取“容忍”“委曲求全”的态度。地方实力派就是利用抗日与“剿共”的双重策略，使其实力得到恢复与发展。
地方实力派抗日与“剿共”并重的主张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抗日与“剿共”，从根本上来说是背道而驰的，要“剿共”就不能抗日，要抗日便无法“剿共”。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军事手段逐步向政治方式转变，以安定政局。蒋介石不仅加快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步伐，而且加紧了对地方实力派“统化”措施。地方实力派放弃“剿共”政策，转向联共抗日，是必然的政治趋向。华北事变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与“剿共”两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深化，逐步把抗日与联共结合起来，由抗日“剿共”转向抗日联共。
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冀察主权实际落入日本之手，华北实力派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东北军被赶出“第二个故乡”—河北省，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被撤河北省主席职；宋哲元第29军被迫撤出察哈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宋哲元被撤察哈尔省主席职；阎锡山晋绥地盘顿失东部和北部屏障，日军对绥东的进犯，直接进入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再进一步，就威胁到阎系赖以生存的山西。如果说东北的失陷，热河长城的失守，张学良负有责任，那么，冀察两省不战而失，华北危急，蒋介石就难逃其咎了。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趋于尖锐，宋哲元在被撤察哈尔省主席职、第29军被迫退出察省时，气愤地表示：“谁再相信蒋介石，谁就是傻瓜混蛋。”拒绝蒋介石的邀见并表示不愿意南调参加“剿共”战争，不失时机地乘华北混乱之际，指挥第29军控制平津，不再做对日妥协的牺牲品。阎锡山从华北事变中认识到蒋介石靠不住，提出了“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最终怎么办”的问题。他所倡导的“守土抗战”的主张，含有对蒋介石表示失望的意思。张学良对东北军被调往“剿共”前线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愤慨，希望给他“变换任务”去抗日，而不是“剿共”内战。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提出与蒋介石“安内攘外”根本对立的主张，即“攘外安内，就是对外才能安内”。远在两广的桂系，虽未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但唇亡齿寒，对敌日深而国土日蹙深感忧虑，敦促蒋介石放弃妥协政策，指出“中央忍辱负重之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叫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声明“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于人”，提出要“焦土抗战”，坚决回击日军的入侵。
蒋介石在“安内”主旨下，既要消灭他的心腹之患共产党，又要逐步兼并各地方实力派。前期以“剿共”相标榜，借机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实力，后期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后，没有践行他“先剿共、后抗日”的诺言，却把“和平统一”各地方实力派提到了议事日程。1934年11月12日，蒋汪联名发表感电公开表示：红军已经失败，安内的反共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而统一国民党各派势力则成为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确立“共信互信”，实现“和平统一”的五项原则，并在1934年
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得以确认，要求各地方实力派“本休戚与共之真诚，遵国家整个之政策，怀当前之困难，遵法奉命，一扫往昔割据与形同对立之形势，一致努力，以期蜕变中古时期封建之遗习，而创造三民主义新时代整个之国家”。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先后攫取了贵州和四川的地盘，派大批中央军、参谋团别动队等进驻四川，要把四川建设成为“民族复兴基地”。他对桂系也想施展假途灭虢的伎俩，桂系认为蒋介石“居心极为阴险”，采取了既反共又反蒋的方针，不让中央军进入桂境。红军移师陕北后，蒋介石和两广实力派的“中间地带”消失了，两兵相接，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终于引发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1936年5月，蒋以帮助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为由，把10个师的中央军调入山西，向晋绥军政机关渗透，阎锡山发出了“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感喟。蒋介石对帮过他大忙的东北军亦毫不手软，让东北军反共打头阵，经崂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损兵折将三个师之多，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下令取消番号。张学良担心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
抵御蒋介石的排斥、削弱和兼并是地方实力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华北事变前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剿共”的追随，固然缓和了其与蒋介石在抗日等问题上的矛盾，但这种缓和，又因蒋介石把“剿共”作为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工具，而又走向尖锐，“剿共”问题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斗争新的集合点，地方实力派不愿继续充当蒋介石“剿共”的工具。民族危机的加深，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剿共”问题上矛盾的尖锐，是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条件，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对地方实力派由冷峙而转向团结争取的政策，成为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从1936年起，在中共积极联络下，各主要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建立了多种联系。在西北，1936年9月东北军与中
共签订《抗日救国协定》。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和红军达成共同抗日、互派代表、互不侵犯、建立交通站四项协议。在华北，中共北方局改善了与宋哲元第29军的关系，争取了宋哲元对学生爱国运动理解、同情与支持，使其对联共抗日表示了极大兴趣。通过牺盟会，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另外，中共也与韩复榘、傅作义、西南的桂系和四川的刘湘建立了关系。这样，随着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联共的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渐在此推动下得以扩大与发展，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抗日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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