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2】

2．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1935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1936年1月初，宣传团成员出发沿途每到一处，都迅速展开多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帮助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后，各地先后成立各界救国会。1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代表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从多方面展开了救亡活动。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华侨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其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有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15万份以上。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在“左联”领导下，文化界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和数百部进步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教育和呼唤中国人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其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一首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的战斗之曲。那“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雄壮悲慨之声久久回响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22日，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