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冀察政权“中央化”【2】

2．反对内战，力主和平

在宋哲元主政冀察政局期间，中国国内出现了两次大的波动：一为两广事变，一为西安事变。两次事变均有导致内战爆发的危险。而作为华北重要地方实力派的宋哲元在这两次事件中，均表示了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

两广事变的起因是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政策。6月6日，李宗仁等发表通电，表示要“北上抗日”并进兵湖南永州。南京政府除命前线军队进逼衡阳外，并调湖北驻军增援湖南，准备应付两广的行动。双方剑拔弩张，大有演变为一场内战之势。军事对峙双方为了争取北方将领的支援，均欲对宋哲元、韩复榘进行游说。宋哲元在了解双方立场后，沉着应付，于6月12日正式表态，宣称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参加内战。6月20日，宋哲元还南巡至鲁、冀边界，与韩复榘会晤，协调行动，决定假若内战爆发，冀、鲁将宣布中立。21日，宋、韩联合发表“马电”，向南京政府发出和平呼吁。

国难严重，违言即尚纷起，倘竟不幸而酿成内乱；人民糜烂，国力日消，袍泽疚心，万邦腾笑，哲元等待罪边隅，困心衡虑，惧陆沉之无日，不得不先涕泣呼吁，伏祈垂念国土民生，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务期开诚相济，大局幸甚。

电文以中立姿态，重申力主和平之意，反对双方用武力解决争端，对缓和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是有一定作用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晚，张学良即致电宋哲元，向其说明事变原委和主张，并提出“希兄接电后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事。”宋哲元接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与张学良有较深的历史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哲元在蒋介石眼中是一个“称兵作乱，逆迹昭著”，“着即免职，缉拿惩办”的“罪犯”，但他不到一年出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得到东山再起的资本，个中原因，不能不说是张学良的作用。当年西北军被改编时，可以做军长的不乏其人，而张学良选中宋哲元自是非同寻常，有了军长这个职衔，宋哲元才有了出任疆吏的资格。为此，宋哲元对张学良是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的。1932年“汪张交恶”（汪精卫与张学良之间的争吵），张学良

愤而辞职，宋哲元等华北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与张共进退。1932年8月，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也系张学良推荐。1935年8月，宋哲元当了平津卫戍司令，原东北军王树常部参谋长刘家鸾把大印专车送到天津宋公馆，当他手捧大印送到宋手上时，宋随即又把大印送回到刘手上，说：“这就交接完毕，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参谋长了”，叫他乘原车回北平照常上班。又说：张副司令（指张学良）的人我一个不能动，司令部的原班照常办公，要不是王司令（指王树常）有了新职，我还不接呢。宋还感慨地说道：“没有张副司令哪有我的今天！”正是缘于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估计会得到宋哲元的支持，而南京十分害怕宋哲元与韩复榘站到张、杨一边。孔祥熙、何应钦分别致电宋、韩，并委托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等前往笼络。冯玉祥在事变爆发当天，派高级幕僚邓长耀北上，叮嘱其原部属宋、韩要“小心说话为主”，事变宜持谨慎态度。各方意见叠重，宋哲元感觉压力很大。

宋哲元于12日深夜收到张学良电报后，第二天即召集其高级将领和幕僚研究对策。会上各种意见都有，宋哲元最后发言，他认为张学良发生“兵谏”一定有背景，情况相当复杂，主张对西安事变要想一想，看一看，头脑要冷静，不宜轻易表态。会上，宋哲元作出决定：第一，暂不派代表赴陕，即日电张学良以国事为重，务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国是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第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赤色包围而“叛变”，表示愿全力营救蒋介石脱险。第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第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宋哲元虽与张学良有旧交，但他没有公

开站在张学良一边，而是采取了“沉毅静耐”，冀求政治解决西安事变，极力避免内战的立场。事变发生后，宋哲元与韩复榘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随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定在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同时，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正当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代表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之际，12月21日，韩复榘径自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说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电文未说明“奉”谁之命，顿时引起南京政府军政人员的惊慌。何应钦、孔祥熙等怀疑宋哲元将与韩复榘联合行动。而其时，宋哲元则以为韩的“马电”太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坐收渔人之利。

为了替韩转圜，第二天，他偕秦德纯、邓哲熙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宋哲元力陈利害，说服韩与他再次联名通电。

12月23日，宋、韩联名发出“漾电”，指出：“……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这际，再有自伐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己，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迥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的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谋万全无遗之策。”

宋哲元公开发表的这一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符合国家民族利益，赢得了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赞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赏。1936年12月28日，中共《红色中华》发表题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的社论说：“全国人民与有血性的军政将领，在此日寇挑拨内战，进攻中国严重形势下，均热烈地一致反对对张、杨的讨伐行动，呼吁和平解决……最近，宋哲元，韩复榘的联名通电及广西、四川、广东等省的会议……无一不是反对内战的表示”。但是，它引起了南京方面的不快。在南京当局看来，在蒋还被扣押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无疑会使当时的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因此，南京政府立即派人前往冀、鲁进行解释，企图说服宋、韩收回“漾电”。孔祥熙当天又命李世军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秦对宋哲元进行说服，并透露南京对西安采取的策略，李给秦的电报说：“此间今日下午收到宋公与韩主席自济南发出联衔漾电后，中央负责诸公，咸认为在此时期，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的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以断绝张、杨与共党的联合，而救介公的安全，亦以求事变的和平妥善解决也。”李世军第二天又奉孔祥熙的命令致电秦德纯，明确提出：孔甚盼宋、韩“能立即郑重发表谈话，说明漾电系完全本中央应付事变的既定政策，阐明反共救国及迅速恢复介公安全之至意，以故目前急要之事，为介公早日回京主持大计，至于主张召集在职，在野名流，共议大计，系在介公回京后应有此集思广益之举。”李世军在电报中对秦德纯说：“宋、韩如能发表如此谈话，一则抑制张、杨气焰，一则免为日本藉口，发生种种外交之压迫。”孔祥熙本人也在24日致电宋、韩，就二人提出的三个问题答复说：“现欲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非健强政府的力量不可；健强政府的力量，非先整饬国家的纪纲不可；整饬国家的纪纲，非先恢复领袖的自由不可。”对宋、韩关于召开在职、在野人员会议的提议，孔祥熙在电报中答复说：在蒋未获释的情况下，“所谓召集会议一节，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孔接着说：“兄等现殷殷以领袖安全为念，即祈还为共同设法，劝促汉卿，早将介公护送回京，对于党国大计，或可以从长计议。”孔祥熙明白宋、韩之所以提出三个问题，是由于他们反对南京对西安实行的武力讨伐方针，所以他在给宋、韩的电报中解释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的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的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的解决早日实现。”

尽管孔祥熙苦口婆心，但宋哲元仍然坚持反对武力“讨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人共商国是的初衷，没有听从孔祥熙、何应钦的劝阻而收回原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逼蒋抗日方针的成功运用；而作为实力派的宋哲元在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尽到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