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冀察政权走向“中央化”
冀察政权趋向于“中央化”的标志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对日方的应对。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哲元最为关心的事不是蒋介石的安全，而是冀察这样一个情形特殊的局面万一应付失当，就会招来日本方面借机寻事。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日方立即派人来访，面促宋哲元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明态度。日方认为蒋介石的被扣，完全是共产党的幕后策动所致，因而要求冀察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加强“防共”，以免冀察地区遭受意外。
为应付日方，宋哲元于12月14日发表声明，表示要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继续执行“防共”政策，继续执行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宋哲元的声明实质上是拒绝了日本方面试图借西安事变挑动冀察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明确表示冀察政权有能力维护辖区内的安定并且服从南京中央的指示的态度。
16日，宋哲元又发布紧急治安命令，规定在其统辖区内禁止集会、结社、严禁散发传单。同时派冀察政务会秘书长戈定远赴南京表示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宋哲元如此做，一方面是应付日本人，免得他们乘机
在冀察滋事；另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服从中央的立场，宋哲元在布置完上述措施后，对身边的人说：“日本人谈论西安事变的时候，竟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好像这个事件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一样，日方认为南京方面应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出兵讨伐张、杨，削平叛乱。并说日本政府考虑对南京给予有力的支持，日本对中国向来不怀好意，看来，在那里又施展阴谋诡计了。”
宋哲元对日本人的企图是有警惕的。为此，他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并明显地站在了南京方面。应该说这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正确选择。宋哲元在西安事变中的应对是其走向“中央化”的开始，以后随着国内局势进一步走向团结与抗日，冀察政权的“中央化”倾向更加明显，与此相对立的便是对日态度的强硬。促使宋哲元集团政治态度明朗化的原因有三：
第一，1936年4月日本向华北增兵，直接威胁着宋哲元集团在华北的生存。5月30日，宋哲元就日本增兵华北发表谈话：“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去做。”他还表示：“若日本仍增兵华北，余将与二十九军将士实行抗日”当天晚上，宋哲元召集第29军将领开会研究安定人心的办法。大家一致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咬牙苦撑局面。“一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奋斗。”“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10月，冀东伪政权保安第3总队在日本顾问率领下，窜扰河北房山县，第29军立刻奋起截击，一举将伪军击溃，大部分缴械。10月底11月初，日军连续在平津地区示威性地举行了八天大规模演习，一周以后，宋哲元也不甘示弱亲自指挥第29军在同一地区举行了三天对抗性大演习，以显示保卫平津的决心，表示了绝不屈服于日方压力的姿态。
第二，绥远抗战胜利的鼓舞。1936年11月底，绥远传来百灵庙抗战大捷的消息，平津爱国民众又一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耳闻目睹绥远抗日的光荣战绩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宋哲元为之激动不已，他激昂地向民众宣言：“我宋哲元绝不做卖国贼”。绥远抗战前，国内舆论曾希望第29军在平津有所行动，以牵制日军对绥远的增援，但他除下令驻张家口的刘汝明师扣留日本步枪500支、野炮4门外，没有其他作为。但当百灵庙大捷传来，宋哲元看到傅作义率领部下奋起抵抗，击溃了汉奸李守信、王英等匪部。“日本虽然叫闹了一阵，但也未明目张胆地对李、王等如何的支持”，宋哲元为此受到鼓舞，计划趁势指挥第29军进攻通州，将冀东伪组织一举消灭，由此造成既成事实。但正考虑间，日方已得密报，加强了戒备，这个计划便搁置未行。但从这个事实看，宋哲元已有消灭伪政权，进而抗日的思想趋向。
第三，西安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形势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战局面，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国民政府确立了对日抵抗的方针，这些对身处华北前沿，饱受日人欺凌的宋哲元集团来说，无疑是一副强心壮身的剂药。进入1937年后，宋哲元屡次表现了不与日方妥协的态度，并不时申明其服从“中央”命令的意志，在行政措施和军事训练方面，亦逐渐趋向“中央化”。
1937年1月20日，宋哲元在天津发表政策声明—《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令》。在《告同志书》中，宋哲元提出：一，拥护国家统一，推行中央命令，誓以自力图强，实现政治修明之象。二，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护之。
在《通令》中，宋哲元令其所属军政各机关恪守如下政策坚决实行，努力不懈：
一，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换言之，即不参加内战。二，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他。三，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人人应得而诛之。四，剿匪不得视为内战，剿共更不得视为内战，应彻底肃清，以安社会。
宋哲元此项声明显然包括服从“中央”与“抗日”两大重点。宋哲元在发表此项政策声明之前，曾于1937年1月12日接受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的辞职，任命自己的亲信贾德耀接任此职。陈是有名的亲日派，宋免其职，是力图摆脱亲日派包围所采取的步骤。日方对此大为不快，妄称依据1935年的“何梅协定”，任何华北高级官员的变动，非经日本同意，不能有效，但宋没有理睬这些。宋哲元于1月19日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应田代皖一郎的邀请，继续谈判某些问题。当田代于1月21日向宋提出华北“防共”一事时，宋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防共匪不入境”，并转而向田代要求饬令冀东伪组织交还香河、宁河、顺义、昌平四县，田代则谓此系关东军的责任，以为搪塞。c其后田代又提出华北经济开发事项，唆使宋仿冀东办法，偷漏关税，接收芦盐，宋则答以须等戈定远自南京请示归来后再说。
两个月以后，日方再度威逼宋组织华北自治政府，宋坚予拒绝。当和知参谋奉命访宋要求表明态度时，宋的答复是“在政治问题未解决前，一切均暂不谈。”
2月，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派秦德纯南下，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据国民党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向外交部报告：“秦德纯代宋出席三中全会消息传出后，日方要员纷纷探询并加劝阻。秦因赴津谒宋请示，宋意坚决，故毅然南下”。在会议期间及会议之后，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策。”b秦德纯返回北平后，宋召集部下重要将领听取秦的汇报并会商今后政策。
3月10日，宋哲元在北平接见中央社记者时郑重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与此同时，他还较少顾忌地表现出坚决抗日的姿态。
西安事变后，为了阻止日伪军的骚扰，宋哲元下令沿冀东伪区边界加强了军事戒备，增添守卫部队，“配置军备，加紧操演”。1937年2月，他又命令第29军第37师何基沣旅出击，一举围歼窜出冀东骚扰北平西郊的汉奸武装冀东民团宁雨时部的数千伪军，使冀东伪政权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抗战潮流的鼓舞下，宋哲元集团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冀察政权的种种举措表明：中华民族已进入了一个团结救亡，共同对付日本侵略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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