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6日，实现“全退”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是核心，陈云是重要成员，他们相互配合、亲密合作，和李先念、叶剑英一道，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前，在酝酿中共八大人事问题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开始时，毛泽东特意向众人介绍陈云和邓小平。在介绍陈云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在介绍邓小平时，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仔细比较，毛泽东对两人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还说：“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二十多年后，正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少壮派”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顶着政治压力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和赞同，会议最后对于全面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水到渠成”、逐步解决的方案。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1978年11月10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此时，陈云敏锐地看到，要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向后看”，平反冤假错案，摆脱历史负担，轻装上阵，这样才能为工作重点转移扫清障碍。
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会上，陈云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在南京陆军监狱中的斗争是坚决的，出狱是经过中央同意的，中央专案组审查干部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六、康生错误严重，中央应该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14日，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2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为党内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然而，许多与会人员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辞职下台，甚至提出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种混乱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在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意见的同时，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邓小平的意见，陈云也很赞同。他说：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做出明确的结论就可以了。要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党、我国目前的大局，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大局。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因势利导，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和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作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珠联璧合，共同导演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国民经济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党和人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盲目引进、经济过热的现象，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危险境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
1979年3月14日，为统一对经济调整的认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李先念两人在多次商讨后，联名致信党中央，建议调整过热的国民经济。他们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邓小平的进一步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才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通衢大道呢？邓小平也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
3月21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三天会议，重新研究1979年的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会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他首先讲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进行调整。
为了统筹推进经济调整工作，3月14日的联名信还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并提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李先念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并支持陈云和李先念领头抓经济工作，“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通力合作，共同下决心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然而，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到1981年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得到改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为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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