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1942年12月，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迎来了50岁的生日。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师长50寿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
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却具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为刘伯承隆重举行祝寿活动，党中央是从斗争形势和政治需要出发考虑的。此时敌后抗日军民的斗争环境极为艰苦，国民党顽军在日军的诱降之下，加紧了投降活动，再次紧密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刘伯承在抗日军民中威望甚高，他的威名就连国民党甚至日伪军都是公认的。为他祝寿，是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影响的，能够大力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刘伯承得知第129师政治部要具体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生日。政治部的人员就设法去问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汪荣华深受刘伯承低调、谦逊作风的影响，也不肯轻易说出刘伯承的生日。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择期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
为此，八路军第129师《战场报》和位于太行山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人，前往采访刘伯承。在第129师师部，出来迎接这两名报社记者的参谋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们了！”两名记者急忙向师长办公室走去，一进屋子就立正敬礼，然后抱歉地说：“师长！我们来迟了！”刘伯承站起来，以长者的风度意味深长地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好了，你们要向我采访些什么呢？谈吧！”
两名记者干脆利落地回答：“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简略的经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刘伯承原先只知道组织上要安排人对他进行采访，却并不了解采访的主题。当他明白了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其个人事迹，顿时有些懊恼起来，便不客气地挥着手说：“算了！算了！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兴致勃勃的两名记者，突然间被刘伯承师长的这一瓢冷水泼得愣住了。犹豫了一刹那之后，仍有些不甘愿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 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在大家的印象中，刘伯承平时一贯都是对战士们和蔼有加的，很少见到他这样不近情理。当他听完两名记者说是为他祝寿的话后，更是一反常态地发起火来：“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两名记者无可奈何，只好从师长办公室里出来。但采访任务没有完成，回去无法交代，便商议着去请第129师政委邓小平来劝说，让师长接受这次采访。
邓小平十分理解两位记者的难处，也懂得去采访刘伯承的个人经历和贡献是党组织的决定，有其重要的意义。于是，他就领着那两名记者亲自登门，开门见山地对刘伯承说道：“师长，我看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略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说完，他朝一言不发的刘伯承看了一眼，便转身走了。
刘伯承坐下后，沉默片刻，略理思绪，觉得邓小平所言也有道理，接受采访的事看来是无法回避了，只好硬着头皮对两名记者简要地讲开了：“要说这也是工作，我是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1912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 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队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
刘伯承稍作停顿，眉头缓缓聚拢一阵之后又舒展开来，把30年的战斗经历尽力浓缩，扼要地讲了一番。他最后感慨地说：“我深切地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党为人民做什么工作，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做个好党员。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后来，大家才知道刘伯承的确切生日是1892年12月4日。
1942 年12 月16 日，设置在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所在地——涉县赤岸村清漳河畔的祝寿会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热闹而温馨。前来祝寿的宾客如云，祝贺函电纷至。第129师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出席大会。除本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八路军总部领导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杨秀峰等都参加了庆祝大会。他们大力赞扬抗战5年以来刘伯承率领第129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号召全体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新闻。《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了刘伯承将军的简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发表了邓小平、蔡树藩等人的祝词和诗文。
在这喜庆的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感情深厚的长篇祝寿词，他在为刘伯承50寿辰所写的贺文中讲道：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 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 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淫烧杀的恶行，必愤慨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方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驻村外面的道路被水冲坏，行人把麦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麦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仅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流血战斗中，来保护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和同志的谈话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了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仅特别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还挥笔题诗：
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也从延安发来祝寿诗两首：
一
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二
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遥寄《祝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的贺诗：
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这一天，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许多领导和群众也作诗著文，向刘伯承表示热诚的祝贺。
在庆祝大会上，刘伯承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并表示：“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大会在军民同唱《在太行山上》歌曲中结束。
当天夜里，刘伯承用毛笔疾书，写下了这样的自铭：“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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