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
郭德宏
编辑同志：
您好！
王明和博古是我党早期两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为都犯过“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而常常被相提并论。但是，我从一些党史读物中零星地了解到，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待错误和革命的态度与王明根本不同。那么，将他们二人相提并论合适吗？能否请有关专家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读者 王楠
本刊约请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郭德宏作答。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战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都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等等。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
王明曾较早地认识到一些“左”倾错误，并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过批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 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
再如1935年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博古还处在长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其思想与王明是不同的。
对于王明的思想转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指出：一、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因而他的思想转变是不彻底的；二、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与他原来所提出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做自我批评，只知批评别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
对待错误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经过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倾、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是公开反对的。自己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过去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作了检查，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再次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坚持城市观点，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从上面的检讨可以看出，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不仅明确地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甚至认为王明、博古是“反党宗派”，进行了“反党活动”。但由于王明、博古对错误的态度不同，在这之后，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批判，就只着重批判王明，对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难后，中共中央和权威的中共历史著作就不再将博古与王明并提，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只说成是以王明为代表的。
从王明与博古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二是犯了错误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不改。王明和博古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你原来职位多高，如果犯了错误不承认，不改正，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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