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
1946年在重庆的许德珩一家（后排左一为许鹿希）
2015年9月24日，我收到刚从重庆回到北京的侄儿许进的邮件。他写道：“姑姑：您有空的时候写一下从1945年抗日胜利至1946到北平前这段时间，咱们家在特园居住的情况，我提供给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这几行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桩桩件件的往事顿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1945年时，父亲许德珩55岁，母亲劳君展45岁。我17岁，弟弟许中明16岁，我们姐弟二人都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秋天到1946年10月，我们一家四口人曾经在重庆特园住过一年。特园共带给我家六件好事。
第一件好事当然是抗战胜利。大家扬眉吐气，天上再也没有敌人飞机扔炸弹，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日本兵横行霸道了。
第二件好事是家里有了自来水。特园是楼房，不但每个房间都有电灯，而且楼上楼下都有自来水和冲水厕所，这在当年的陪都重庆是很罕见的。我们原来租住在半山坡上一个破旧楼房的二层，没有自来水，靠雇佣的人力每天从山下挑水。煮饭、熬中药、洗脸洗衣服都靠这一缸水，用得十分节省。这水并不干净，常常是浑的，因此妈妈要我用明矾在水缸的内面来回转圈，泥沙杂质下沉后才能用水，过几周就要清理一次缸底。厕所在外面，只是一个茅房，距离居住的旧楼房20米左右，是普通农村常见的蹲坑式样，更没有水。在父母的卧室兼书房的一角，放了一个木制马桶，用书架遮挡，让生病的妈妈使用。
我和弟弟在重庆南开中学住校，校园里面有自己的水塔，公共使用的洗脸房内有自来水龙头，流出细细的冷水，在那个年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重庆南开中学也没有水冲厕所。大型的集体公厕连通沼气池，向锅炉房、大厨房提供燃料，节省了很多煤炭。
第三件好事是特园的房子质量好、开间大、冬暖夏凉，宽敞舒适。那时有很多来来往往的人住在特园，我家住在一层，进大门后向左手拐弯，父母卧室、书房、客厅（兼做饭厅）各一大间。我和弟弟的单人木床分别放在书房和客厅的一角，用一扇大的白布屏风隔开，因为我们只有放假才回家。我们原先住的旧房子，墙壁和地板都很薄，蹦跳几下就会听见二房东在楼下喊叫，稍一用力就能把一根棍子从屋内捅出墙外。两处对比，特园的房屋可以说是高出了几个数量级了。
第四件好事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毛泽东请父母吃午饭，周恩来作陪。由此，确定了九三学社这个民主党派的诞生。依照父亲生前撰写的《许德珩回忆录》，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
不久即得到通知，9月中旬一天上午，毛主席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约我和君展去吃午饭。是日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往红岩嘴，9时到达。毛主席一见面就一手拉着君展的手，一手拉着我的手说：“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和毛主席阔别二十余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主席和我们畅谈了当年在北大的情景，与君展回顾了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和驱除军阀张敬尧的往事。君展在谈话中问毛主席：润之先生，您初到陕北的时候，我们曾买了一点吃的和用的东西送给您，收到了吧？毛主席说：哦！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收到了，收到了，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多谢！多谢！随后，转入漫谈，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要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担心座谈会人数太少。主席讲，人少不要紧，你们都是些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毛主席的话如同醍醐灌顶，就这样，诞生了九三学社，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它的创始人之一。从此，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而奋斗。许德珩担任了第一届到第七届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并在他89岁高龄的时候，由邓颖超、乌兰夫二位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五件好事是关于母亲劳君展的，这就是：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拟请她担任院长。母亲在1927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十年期间，一直投身于教育工作，她先后在武汉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任数学教授，承担微分学、积分学、大代数、高等数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全家南迁后，因交通不便及身体健康等缘故，母亲离开了大学，改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员的职务，可以在家里工作，不用去上班。母亲在此期间翻译了法国数学名著《高等数学大纲》和《积分学纲要》两本书（分别于1947、195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能有机会回到学校工作，母亲是高兴的。但是考虑到时局正处在斗争尖锐之际，如无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就很难承担这个工作。父母与徐冰同志商量，他赞成母亲担任此职务，并说可以经常与在重庆坚持工作的吴玉章、王维舟同志联系，母亲才接受了聘书。不过，由于母亲支持学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一年后（1947年）即被解聘。母亲立刻离开重庆，来到北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的表姐劳远惠幼年丧母，1945年18岁时在湖南沅陵中学读初中，受当地旧习俗的影响，她的父亲要她弃学结婚。在此关头，母亲（表姐的四姑）出手相助，接劳远惠来到重庆，帮她转学进入女师附中，读完高三，并在此后继续照顾她的学习和工作。
第六件好事是我和弟弟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回归原址，从1946年起各自分别招生。因为招生范围是全国性的，所以在报纸上刊登三校联合的录取名单榜。194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父亲照例在特园门口空地上边散步边等报纸，他订了多份日报，阅读后按日排列，每月装订成一册，积存多年了。
这一天，记得父亲从报童手中接过报纸后仅几分钟，我们就听见他高兴地大声说：“啊！希希考取北大了！”接着又说：“好哇，罗罗考取清华了！”听见这话，我和弟弟都从屋里冲到门外去抢报纸，妈妈也听见了，四个人聚在客厅里乐得合不拢嘴。
为什么高兴成这个样子呢？一来是姐弟两人同时考上了顶尖级的大学；二来是当年的北大清华都免缴学费，还发给贷学金，可供吃住，家里不用再去筹款。此后不久，1946年10月30日，父亲带着我们姐弟，拿着北京大学“提供给许德珩教授及家属”的机票，离开了特园飞到了北平。母亲一人暂留重庆，去女师上班。
我在上大学一年级物理实验课的时候，遇到了时任助教的邓稼先。我们相识，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曾经与我父亲在北大是同事，两家是世交。大学毕业后，我和稼先结为夫妻。当时北京大学医学院是七年制，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从助教升到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75岁时退休，整整工作了50年，真正是“一考定终生”，而“终生”的起点是重庆特园。
转眼70年过去了，特园和那美好快乐的一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作者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许德珩之女，邓稼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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