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鸿霞
1960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折腾，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社会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困难，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为考察灾情，寻求对策，这一年初秋，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顾自己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悄然出行。从9月初到12月初，他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方进行考察？10月初，陈云在分别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中解释了原因：“我的目的是想到冀、鲁、豫、苏北、皖北这5个地区去一下，了解一下灾情，如何度灾，估计一下今后两三年的可能情况，估计一下这些区域中在什么条件下农业生产可以根本好转。同时顺便考察一下钢铁企业中矿山与焦煤系统如何由手工转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这个地区在中国带有典型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也需要先夺取这个地区。”其中，安徽之行，是陈云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专程来皖视察。
10月28日，陈云一行8人，从河南洛阳乘火车来到安徽。他刚到合肥稻香楼西苑会议室，尚未坐定，就对接待他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黄岩等同志提出了“三不”要求，他说：“我来安徽主要是察看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所以整个活动不要迎来送往，兴师动众，要轻车简从；外出活动不打招呼，不能脱离群众；就餐不搞特殊，不许人陪，不超过两菜一汤。”
在西苑会议室，陈云听取了关于安徽农业、淮河河网化工程、全省化肥生产、工业支援农业、短途运输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后，陈云指出：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特别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困难更大。过去几年，全国粮食征购数常在430亿公斤左右，而今年北戴河会议确定征购550亿公斤，原因是城市人口增加，办公共食堂、办水利、留种子、出口等用粮增加，多用了300亿公斤。1958年农业大丰收，大家认为粮食问题不大了，城市可以大批增人了，只注意工资、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却忽略了粮食销量增加带来的问题。现在看来，计划委员会如果不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整个工作衔接起来。苏联的计委是不管农业的，但我国农业水平低，粮食不够吃，这和苏联是不同的。对于存在的困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应该承认不仅今年，今后两三年还可能有困难。今后两三年解决我国农业困难的办法，从大的方面讲有4条：一是贯彻好中央的政策，稳定农村的“三级所有制”，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下大力气保证农业生产中有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工业战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凡是对增产2500万公斤至5000万公斤粮食有用的措施都要采取；四是坚持粮菜混吃的办法，要想办法解决目前比较紧张的粮食问题。大种瓜菜，今后几年要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无论灾区还是丰产区，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要这样。
陈云还要求安徽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他说：经济作物生产搞好搞坏关系到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在目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其播种面积和产量也要稳定下来，只能提高，不能再降。就全国说，多种1000万亩粮食并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但少种1000万亩棉花，问题就大了。两头紧，不如一头紧。
针对安徽此时实行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陈云也表示支持。他特别指出：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社员的小自由应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产奖励。有了这些，就能提高积极性，增加收入。
陈云十分关心安徽的化肥生产。在听取相关汇报后，他说：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在安徽办得较多较早，虽然问题出得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现在要从工厂大量建在农村的情况出发，着手修改设计，要注重实用。要培训安装和检修队伍，在缺少高级检修工的情况下，可由专区组织巡回检修队。明年每省要搞一个年产1万吨到2万吨的中型厂，以后逐步建设年产10万吨的大厂，但大量的还是办小厂，它有规模小、数量大、易于推广等好处。这对农业过关是十分要紧的事情。
座谈中，陈云一再要求安徽省的负责人要十分注意粮食工作。他以刚刚考察过的河南为例，指出河南信阳问题（指河南信阳地区在“大跃进”中，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而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事件）的严重性在于，为什么省委事前听不到这方面的反映？如果领导机关听不到来自下面的意见，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一出毛病就是大毛病，这值得警惕。
10月28日至11月1日，陈云先后视察了合肥江淮化肥厂、合肥起重运输机器厂、芜湖联盟化肥厂、芜湖四二五造船厂、农村水利工程等。他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每到一个工厂都和干部、工人亲切交谈。在农村视察时，他还特别强调：“搞农业生产，要同群众商量，要相信群众，一定不能脱离群众，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搞好生产。” 在合肥期间，他还视察了安徽省博物馆，参观了逍遥津公园和包公祠。
视察期间，陈云每到一地都轻车简从，不准迎送，吃饭也不要任何人作陪。有一次，陈云外出视察后回到稻香楼就餐，厨师看他旅途劳累，就按标准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结果陈云只用了两菜一汤，其他两个菜原样退回。他从河南一路考察到安徽，自己带了一个大包，里面放着一床被子、一条毛毯，非常简朴。
11月2日，陈云离开安徽，赴江苏视察。但他心中仍牵挂着当时皖北农村较严重的饥荒灾情。在离皖前，他派随行的国家计委干部王耕今和自己的秘书周太和到阜阳农村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对这次调查，王耕今有这样一段回忆：“我和周太和到了阜阳找不到人，行路都困难，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在一个村才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哩。荒凉的样子渗透到各个方面。我们到南京向陈云汇报了阜阳农村困难的情况。”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使陈云对当时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对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回京后大胆提出了进口粮食的建议并为中央所采纳，为困难时期度过粮荒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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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支持安徽包产到户
陈云两次支持安徽包产到户，都是在与当时主流意识大相径庭，农民自发兴起但又未得到中央肯定，包产到户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第一次是在1961年。这年3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就实行“责任田”的想法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可以在小范围进行试验。陈云也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后，安徽省开始对“责任田”进行改正。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问题，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交换看法，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后，他向毛泽东当面谈了分田到户的建议。
第二次是在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征求陈云对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意见，陈云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双手赞成。”陈云较早表态坚决支持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为农村改革的突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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