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
主持人：俞老师，我们知道李一氓同志曾经在中联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在中联部工作八年时间，在这八年当中他非常重视业务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他是在培养年轻人方面的一些作为？
俞邃：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很自然地要想到《李一氓回忆录》所体现出来他的一种精神、风格，而这种精神和风格，他带到了中联部。我由于工作的需要，曾经阅读了《李一氓回忆录》的初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位老革命中的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文化人中间的一位老革命，在他自序里面第一句话说，在中国革命的整个历程当中我是很平庸的。我很震惊，他这种谦虚使我感觉到回忆录具有极高的价值。可以这样讲，我阅读回忆录的过程是我自己灵魂净化的过程。他的这种博大的胸襟，顾全大局，他刚直不阿，但是又能从善如流，他考虑问题意境很高，但是常常又自己动手。李一氓同志在中联部八年，加上他离开中联部，担任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的时候还住在中联部的办公室，因此我和他的接触，在他的领导下，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他到中联部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是耿飚同志部长，后来是姬鹏飞同志部长，这两位同志把工作重点转到中央之后，李一氓同志主持全面工作，作为常务副部长。我想这个时期，是我们中联部内外工作拨乱反正一个最好的时光。而这种拨乱反正，要体现在业务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多方面。
他来了之后，使整个中联部很好地清除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全部的人员能够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从事外事工作。同时，也考虑到中联部的业务，怎么样把中联部的业务工作很好地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刚才何老还谈到了在外交方面的建树。这方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业务建设，中联部内容提倡很好地认识当代世界，很好地考虑我们的国际处境。当时我参与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在他主持下，我们写了送给中央的有六个重要文件，关于世界局势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关于大论战的问题，关于第三世界的问题，特别难度很大的当时关于苏联的经济形势问题，以及和各个党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系列中间，都可以看到李一氓同志根据中央的精神，把握时代的脉搏，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这是组织建设的内容，也是业务建设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们举例子来讲。他从部领导到下面的基层干部，都有全面的考虑，怎么进行培养。大家都知道，他逝世以后，1990年12月11号，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员》。乔石同志讲，当时我们比较年轻，我们革命的经历和外交的工作经验跟他都是无法比拟的，但是李一氓同志却能够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讨论形势。他感觉对他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他称李一氓同志是极尊敬的老领导，是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我和乔石同志在一个党小组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所以我亲身感受到李一氓同志和乔石同志的交往过程。通过乔石同志的文章可以反映出来，我就不便多说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至于中联部的整个干部培养，我是深有体会。比如我们搞业务建设，研究当时最复杂的中苏关系问题，李老自己就出题目，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来苏联到底出了些什么书来谈中国，支撑我们做这个工作。1980-1981年期间，花了半年的时间，我们找到了68本书来研究当时苏联人究竟怎么看中国，包括当时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现象。李一氓同志为这本书亲自写了一篇气势恢弘的序言，他那时已经七十八九岁，在青岛写的。这本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对当时我们了解对方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他自己出的题目，从编到出书的规格、排版，都是他亲自来抓，最后出来以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业务建设，作为一个小例子。
从思想建设来看，这个时期，中联部的同志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挫折之后，还能够在思想上保持团结一致，组织观念很强，而且在外事工作调整过程中全力以赴。这方面李一氓同志作为常务副部长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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