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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实录:何方、俞邃、李莲谈《李一氓回忆录》

2015年11月20日14: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人民网访谈节目。今年8月,《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李一氓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前中顾委常委,曾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他是南昌起义、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也是我党隐蔽战线不可遗忘的人。

今天演播室请来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这本书。首先认识一下三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何方,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原所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欢迎何老。

何方: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欢迎何老。这位是中联部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

俞邃: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李一氓孙女,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李莲女士。

李莲: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欢迎各位和我们聊一聊《李一氓回忆录》这本书。我们知道今年9月8号,由人民出版社、中共淮安市委、中共彭州市委联合主办的《李一氓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该书由乔石题写书名,由何老作序,先请何老跟我们谈一谈这本书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内容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何方:我和李一氓同志有长期的交往,应该说他是我的恩师,我是他的学生。我们的亲密交往长达40多年,关系非常密切,有话无所不谈。由于一氓同志人品高尚,又很谦虚,所以,我们总是可以谈到一起。特别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我更变成了他家的常客。我们那时住得也比较近。有时候,时间长一点没去看他,他就给我打电话,还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病了?所以,我和一氓同志的关系可以说相当深,来往时间相当长。

《李一氓回忆录》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一氓同志对我很友好,又很信任。是我建议他写个回忆录的。他当时并不想写。我就在他面前鼓动,当然也有别的同志鼓动,所以后来他才下决心写了。他先写了一大段,然后就和我商量,准备一共写个十七八章。他写完一章就拿给我看一章,要我修改。他在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全稿经过了我的审阅,当然这是讲得过分了。我谈不上审阅,只是帮助他校改校改就是了。

这本书的特点,我在序言里面讲了,有这么几个。这些特点也表现了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回忆录本身的与众不同。

第一个特点是亲自动手。领导同志写回忆录也好,写自传也好,一般的都是让别人写,多是组织班子写。李一氓却是自己动手,只有半本回忆录《模糊的荧屏》。说是半本,是因为他只写到全国解放前。所以,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动手。这在领导同志里面是很少见的。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眼睛也不太好,老花眼,但还都是自己动手写。自己写好以后,拿给我看,要我进行修改。这么一章一章地写下来,只写到解放前的一段,回忆录就结束了。本来我是建议他继续写下去的。他解放后的经历,应该写的东西很多,我了解到的就很多。只是那时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不行了,就写不成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特点,他都是自己写的。

何方、俞邃、李莲做客人民网演播室

何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不写自己的功劳。名人或者是领导,能避开的都避开。这又是一个特点,很重要的特点。比如他在上海做文艺工作,当时中国有两大文艺团体,一个是创造社,一个是太阳社,都是搞革命文学的。一氓同志当时被称作“创造社健将”,郭沫若是创造社主帅。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自己人之间不大团结。党的意思是两个文学团体应该和好,也都要同鲁迅和好。组织决定,就由李一氓出面处理两个社的关系,还有党同鲁迅的关系这两件事。因为李一氓当时是上海文委的第一任书记,是头儿,和鲁迅的来往也很多。我建议是不是在回忆录中把这些写写,大家喜欢看。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和鲁迅的关系,是党和鲁迅的关系,不是李一氓和鲁迅的关系。所以,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要是别人,可能就得絮叨一大堆。

第三个特点,他的文风朴实无华,不像有些人写得花里胡哨,甚至夸张一点。他恰恰相反,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很宽。

主持人:刚刚您讲的大部分,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李一氓同志本人身上的一些品质,我们想李一氓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您跟他相处这么多年,您觉得他的身上有哪些宝贵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后人去铭记,去继承的?

何方:首先是严于律己,绝不夸功委过,在名利问题上不但不伸手,还总是往后缩,所以我常讲,他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些功劳他不讲,反而把它们压了下去。但是缺点绝不隐瞒。有些缺点,在我看来,可以不讲,甚至不算缺点。比如说,他觉得平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脱离部队。当时,按照新四军领导的决定和做法,本来大家就应该散开走掉。李一氓也走了,可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一氓同志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他一生都感到遗憾的最大错误。在原稿中他说得更重,有一生中每想到这件事就脸红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说得重了一点。我的想法是,这不能算是脱离队伍。领导上让大家各自寻找出路,而且他们自己做出了榜样,已经自找出路去了。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什么错。不仅是领导有决定,而且他不到十个钟头就又回来了。但是一氓同志还是说,不管最后是回来了还是没有回来,一度离开总还是脱离部队;作为一个革命者,在艰苦奋斗的情况下离队,大不应该。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一氓同志去世了,他的著作是交给中联部管的。当时领导上决定,让我和钱李仁同志负责审读这个稿子,包括对内容做必要的修改或补充,我们一般不怎么改动。他的夫人王仪和我谈过,一氓同志把这个问题讲得过重了,希望在措辞上改得适当减轻一些,但我们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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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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