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松绑”放权【2】

2．“松绑”放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包”字进城成为推动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金点子”。成效显著，神州盛赞。

项南对“包”字情有独钟，颇感兴趣。他认为，这个“包”字是改革的动力，开放的活力，也是治疗“左”的思维的一剂“良药”，更是力促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项南为什么对“包”字寄予希望呢？因为当时企业存在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他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5月，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项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盛赞“包”字下了乡，农村大变样；“包”字进了城，市情有大成。在会议上受到代表们的喝彩，认为是推进城市改革的一大“金点子”。项南很受鼓舞，根据自己发言的思路，连夜为《福建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让“包”字进城》，刊登在5月18日《福建日报》一版显著版面。

福建省许多企业在“松绑”放权后，让“包”字进厂当家，实行多种的承包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企业经济效益也明显增加。55位厂长、经理之一的厦门卷烟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刘维灿，在参与发出《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后，心里惴惴不安，万未料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给予大力支持。项南赞誉55位厂长、经理是“企业改革的先驱者”，成为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的企业家。

正是在项南批示的鼓励下，厦门卷烟厂请“包”字进厂，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机制改革。精简机构，优化劳动组织，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与贡献挂钩，促进生产力发展。回首过去的岁月，虽然顶着阻力改革国有企业，让刘维灿吃尽苦头，但她无怨无悔，事实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在改革时代，为振兴民族工业，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使厦门卷烟厂发展了自己，占领了市场，靠技术和实力与国内同行分享效益。

该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思索着如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振兴我国的烟草行业。1980年，厦门卷烟厂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第一家和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合作加工“骆驼”牌香烟的外资合作企业。这在改革之初的海防前线城市厦门，燃起了一把大火，“烧着了”许多人的眉毛。随后，围绕着合作加工美国香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骆驼”牌是黑样板，打击了民族工业；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比李鸿章还有过之无不及。当时，作为该厂带头人，刘维灿觉得，真是乌云压顶难抬头。

也就在前一天，1982年4月6日夜，刘维灿和身患重病的原厦门市进出口办副主任谢崇永被迫写检查直到深夜。然而，刘维灿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想做点事又错在哪里呢？

1982年4月7日，省委领导来厂调研，刘维灿做梦也想不到项南握着她的手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党创企业不要怕担风险，顶着就是好汉。你们干，比不干的人好几十倍、几千倍！我会为你口头和书面平反。”他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沁入心田。此刻，不知怎地，这位厂长热泪盈眶。

不久，6月份省召开工业交通会议，省政府特邀刘维灿参加大会，指名要她在会上发言。她发言之后，项南在会上说：“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干部，要比那些光说不干的人好几千倍，几万倍。”随后刘维灿详细向他汇报与雷诺士合作的过程，并向他倾诉了心中所受的委屈。

阳光终会穿透阴霾。在厦门卷烟厂最困难，刘维灿这位厂长压力最大的时刻，省委书记给她支持和力量，使她对企业改革充满了信心。项南不但口头给她平反，而且在省委刊物《经济动态》发表的“一场争论”一文中，为这位厂长撑腰、鼓气，并派新华社福建分社的记者到厦门卷烟厂实地调查，编写情况材料向中央反映，使厦门卷烟厂与美商合作的项目顺利进行，这是刘维灿永志不忘的。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合作项目是成功的，利远大于弊。从加工生产“骆驼”牌香烟起步到合资开办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厂与雷诺士公司的合作不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作为一个对外经贸合作的样板，向全国烟草行业辐射，为国家创税利20多亿元。

“松绑”放权，请“包”字进城，也促进了招商引资，1984年6月，项南在会见日立工机株式会社社长高桥丰吉时，态度明确地说：“福建与日立的合作是成功的，希望今后能长久合作下去。”

项南把福建与日立合作开办福日公司作为第一个“里程碑”，把闽日在电动工具方面的合作，当作第二个“里程碑”。他希望并建议福建与日立可以进行更全面、更广泛的合作，树立第三个“里程碑”。日方非常赞同项南的想法，表示一定要跟福建进行更加全面、广泛的合作。

福建省的这家中外合资公司，是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事情的发展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作为前线，30年没有大建设。中央给福建的投资只占全国总额的0.8%，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和广东更无法相比。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订立通过。从当年7月到年底，合资项目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可见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合资经营还有很大的风险和潜力。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夺得一场又一场攻坚战的节节胜利。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福日公司也不例外。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订立法规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左”的思想迷雾重重，外界对这个新鲜事物毁誉参半。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项南的高明之处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关于“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成为他排除千难万阻的精神动力。项南用“不争论”的方式，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最有力的支持。

福日公司还是有福气的，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中央领导一行的支持。1982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福建视察工作，随行的有胡启立、谷牧、郝建秀、杨德中、李鹏、江泽民等。胡耀邦沿途对福建省的各项工作都作了重要指示，提出福建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列。还说，福建在对外开放上是积极的，但前段时间进展不快，不能完全怪福建，中央有关部门认识不一致，支持不够，也是个原因。胡耀邦专门就福日公司问题发表讲话，指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胡耀邦的话增强了大家搞好合资企业的信心，但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下来。

倔强的项南更是挺起腰杆支持福日公司。但反对者也变本加厉，极尽打击、陷害之能事。可恨的是，上自某些中央有关领导，下至省内省外，都有人批评福日公司在搞“卖国主义”，是“殖民地经济”。见项南和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省长张遗不肯低头认错，有人干脆指示国家计委不承认福日公司的生产计划，商业、工商管理部门通知福日公司，电视机向省外出售，须报经批准发准运证，否则按走私论处。

为了保住福日电视机生产线引进这个改革开放成果，项南不惜乌纱，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顶住压力，坚决不让福日停产，生产更多更优的产品，保证市场需要。

这时，好在“松绑”放权的春风吹来，企业家有了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再加上“包”字进城，企业家心胆也更壮了，争着为项南分忧。现状是福日公司被“卡死”，不被列入生产计划，就没有外汇购买必需的配套原器件，造成生产没保证，生产出的产品又大量积压。项南积极支持给予变通的办法。从现有库存中，先安排数万台彩电以人民币在省内出售，然后按外汇平均成本计算，由计委安排平衡外汇450万美元。这样，减轻了福日公司的库存积压，加快了货币回笼，稳定了市场和帮助工厂保持了正常生产，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项南知道，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合资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厦门卷烟厂和美国雷诺士合作生产“骆驼”牌香烟，引进了一些先进机械和技术，各种议论也纷然而至。有人认为这个引进搞得很糟，甚至添油加醋地说，都像厦门这么搞，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把大门打开了，连关税也没有了，生产的香烟不是运销国外，而是在国内销售，净赚本国人的钱。

在火烧眉头的关键时刻，项南站出来说话：大搞“三来一补”，没有什么风险。他重又提及厦门烟厂与外资合作，我们没花什么钱，把技术引进来，把设备引进来，原材料也拿到了，工人得到了培训，国家收了税，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增加了市场商品。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丢掉了什么？有什么风险呢？厦门烟厂不到一年就达到设计要求，就能掌握技术，就能赚到钱。坏处在哪里？

项南举一反三，从这件事引申开去，把那些人的无理攻击挡了回去。他说，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过分苛求，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我们确定一个项目要慎重，但出了点问题，大家要互相体谅，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十分爱护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他们冒风险来干，即使犯了一点错误，也应该体谅他们。对外经济活动，我们缺乏经验，难免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发展经济，犯一点错误，要体谅他，支持他，当然也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项南还说，过去有支战歌，叫《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不怕关山万千重”，大家都要有开路先锋的精神，做改革开放的先锋、闯将。

我们的“封疆大吏”此时此刻高唱起《开路先锋》战歌，寓意无穷。他还有一种想法，是当时人们想不到的。随着“松绑”放权，“包”字进城，极大调动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创业办厂热潮高涨，连一大批侨商、台商以及海外客商，都争先恐后要来海峡西岸的八闽大地投资建厂。项南考虑，原先“筑巢引凤”，那是在福建基础设施薄弱的“初级阶段”的应急措施，一般筑的是小“巢”，引的大多也是小“凤”。如今，福建经济开始腾飞，1984年上半年累计全省经济增长率是14.9%，2月份则达到20%，名列全国第二。项南评价说，你说今年生产条件有什么改变？没有。就是“松绑放权”，“包”字进城。事实证明，省委的前瞻性主张，与1984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是完全吻合的。1985年11月，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自豪地宣布：“前几年，福建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在全国的29个省市里排名第21位，去年前进到第3位。我们的电子工业，原来占全国的第18位，去年前进到第6位……”他表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福建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项南心里一直在谋划，随着“松绑”放权和“包”字进城，全省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就意味着“巢”也要越筑越大，“凤”也将越引越大。于是，一个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决策，在“封疆大吏”胸中“成竹”：“建立福州马尾保税区！”

这一新的名词，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周游列国，见多识广的项南在省委和省政府“一班人”会上解释说，保税区的英文译为“自由贸易区”，它起源于1547年的意大利热那亚自由港。当时的意大利，经济上正面临着极大困难。一方面，英国和西班牙为了本国毛纺织业的利益，停止输出羊毛，影响了意大利毛纺织业的货源；另一方面，与土耳其的战争又使东方商路受阻。热那亚自由港便在这样的关头诞生，从而拯救了意大利濒危的经济。此后，北美、西欧一些城市也纷纷开辟“自由贸易区”，促进了经济繁荣。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类似保税区的各类出口加工区的建立。

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经过热烈讨论，联系福建的历史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尽快建立保税区。大家乐得都微微笑起来：这保税区可是个大“巢”，那大“凤”就会一批又一批地飞来八闽大地登陆啦！

那么，这个保税区建在哪里呢？项南经过调研，早已谙熟省情，他建议在福州马尾建立保税区。省“一班人”大多对马尾并不陌生。许多省领导都瞻仰过昭忠祠、攀登过罗星塔，也曾在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遗址前徘徊深思，自然，还读过近代史中关于它的沉重一页。在近代中国，几乎每座沿海港口都有一段屈辱的让国人扼腕泣血的历史，马尾也不例外。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致使福建海军大小11艘战舰在30分钟内即被击毁击沉，1500多名官兵殉难。海战的结果是残酷的，它不仅仅葬送了福建海军的全部，而且，这块中国海军摇篮地从此一蹶不振。

项南在省领导“马尾现场办公会”上，谈了他对学习马尾历史的体会。他说，但马尾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绝不会因这次毁舰丧师的失败而辱没。一个洋务派的革新人物使马尾的名字在史册中熠熠生辉。左宗棠，这是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复杂的人物，时任闽浙总督。他痛感中国科技和军事落后，认为中国要“自强”，就要“师夷长技”。他决心造船，造出中国自己的坚船利炮，与列强抗衡。他跑遍海疆，最后将造船厂址选在马尾，便是采纳了外国专家的建议：“福建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深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在此之前马尾在世界地图上还寂寂无闻，只有一座罗星塔为航海者所知。当年，柳七娘在一片江水漫漶的岸礁上造塔，当然不会想到它会成为世界航海图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更不会想到，800多年后，马尾的振兴，便是由这座石塔发端。左宗棠亲自到马尾实地踏勘后，下了最后决心。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向清廷奏陈造船计划，不到一个月，7月14日即获朝廷批准。福州船政局正式成立，左宗棠当上第一任船政大臣。他拟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在左宗棠的督理下，地方上下总动员，马尾这片沉寂的土地第一次扬起了改革的尘埃。但五年计划才刚刚实施，左宗棠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为了不使雄图落空，他推荐了另一个改革派人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续任船政大臣。此后，左宗棠虽然身处西北边陲，但始终心系造船大业，每次船政奏疏均由他领衔会奏。他还从经费上对造船加以支持。当朝中有大臣以为造船靡费甚巨，奏请停办时，正在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左宗棠飞奏力排异议，申述造船是“国家断不可少之事”。由于他和其他洋务派大臣的坚持，船政局始免半途而废。左宗棠虽未能再回闽浙主持朝政，但马尾造船业却因此得到长足发展，先后造出了大小军舰15艘，同时还创办了船政学堂。马尾，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扇舷窗，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道阶梯。一群踔厉风发的中华英才：严复、詹天佑、魏瀚、萨镇冰、邓世昌……怀着报国的壮志来到马尾，又从马尾踏上他们报国的征途。

项南说，马尾，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辉煌而又辛酸的一章，自兹沉寂了。在马江海战的硝烟飘散了100年之后，历史再次垂顾了它。它的每一次振兴都跟改革开放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马尾现场办公回到省委办公厅，项南深夜还在忙着。这是让人感怀的一幕。在地图前久久伫立的省委书记项南将他的目光停留在闽江口的这片土地。一个富有风险的大胆决策，伴随着他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断然作出。此时，曙色已然叩窗，他拨响了省长胡平家的电话，商议这一重大决策。

项南的决策，与中央的部署不谋而合。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上决定全面开放沿海14个城市，并在这些城市中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一消息刚刚播发，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在新任市委书记袁启彤的带领下，立即组织一班人将决定精神付诸实施。他们对时机的把握真可以说是分秒必争！市委主要领导摒弃日常公务的打搅，以两块面包一杯茶权当午餐，跑遍全城，分头征询专家，又到实地踏勘，分析利弊，而后集中意见，决定开发区和保税区一并选址马尾。意见被交到了省委。开发区和保税区选址马尾，绝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主张。100年的沉寂，马尾早失去了当年咄咄逼人的雄风。这是一只搁浅日久早已锈迹斑驳的“海船”，它能以新的姿态迎接大洋的风涛吗？把巨额资金投放到这样一个基础设施还十分落后的小镇，划得来吗？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针锋相对。决策的最后一记铜锣必须由省委书记敲下。

“在马尾吹沙造地，一定要把开发区和保税区搞上去！”项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马尾获得了一个新生的机会。

其实，内情人都知道，虽说马尾是港口，公路、铁路还算齐备，但同改革开放的要求，又过于不般配，马尾虽是一个镇，但不成规模，大片的滩涂侵蚀了它的土地。如果人们要把它建成现代化的都市，基础设施还很不配套，如水电供应，民用尚显不够，何谈办大型企业？连接市区的公路狭窄弯曲，与铁路多处交叉，高峰期，一路上都是车的长蛇阵。于是，项南一迭连声地催促：“修路！修路！修路！”“吹沙造地！吹沙造地！”一支步兵被拉到鼓山脚下，以铁锹、三角耙、拖拉机、竹筐等原始工具修建现代化工程。年轻的指战员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攻占一个高地或桥头堡的坚韧意志，拿下了全世界著名桥梁专家首肯和称赞的工程。长江航道局的15艘吹沙船在江面上摆开，那雄赳赳的气势令观者心旌摇荡。

在项南一迭连声的催促声中，在开发区和保税区创业者们忘我的辛劳下，鼓山隧道工程上马。竣工后的福马一级公路将马尾和市区的距离一下拉近四公里。开发区有了新生的土地。这个全国最大的吹沙工程，投资4000多万人民币，造出了两平方公里的新地，同时形成两公里海岸线，可供建造九个万吨级码头，为开发区和保税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

这就是我们的“封疆大吏”，突然高唱《开路先锋》的无穷寓意。项南早看上了马尾，这是福建也是福州的一个重要门户。600多年前，郑和与我们闽西乡亲王景弘八下西洋，浩浩荡荡的船队从这里的闽江口扬帆出海。如今，这里几乎荒芜了，但项南的火眼金睛却看中了马尾的历史底蕴和当代价值，他要在这里建设一个1547年的意大利热那亚自由港的保税区。但是，通向马尾的福马公路，当时被鼓山挡住了。多少年来，从福州城内南门到马尾，原来的盘山公路长达23公里，乘坐公共汽车要半个多小时。从鼓山脚下的下院到魁岐上坂这段路上，公路与铁路有四处相互交叉。每天10多列火车从这里经过，有的还停在这里挂钩、装卸、掉头。当红白色的铁道标杆拦下来后，公路两头各种类型的大小汽车、拖拉机往往积压200多部，得等上一个钟头才能通过。城市动脉硬化了。福马公路这条大血管梗塞了。正在鼓山调研的省委书记项南，一看这种情况，很少发脾气的他发火了：“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样的地方还能建开发区、保税区？必须下决心把鼓山打通隧道！”

我们的“封疆大吏”就是高唱《开路先锋》这支战歌，指挥一个工程营，仅420天就打通了鼓山隧道，让纸上的规划成为现实。福州和马尾之间的福马公路畅通无阻，建起了一马平川的开发区和保税区，筑起了大“巢”，引来了五洲四海一群又一群大“凤”。如今，马尾又成了当年郑和与王景弘率领船队八下西洋的热闹市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站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吨货轮驶入港内停泊，进出口的集装箱堆满了现代化码头。马尾，成为中央决定的沿海开放城市福州的“经济特区”的开发区、未来的保税区和旅游胜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侨商、台商和海内外企业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这也是“松绑”放权感人的续篇，海峡西岸改革开放又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