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松绑”放权

1．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履蹒跚，项南以高超的领导艺术，策动一场在神州大地产生轰动的“松绑”放权大变革。

项南来不及欢乐，也没时间骄傲和歇息，又忙着谋划让神州瞩目的“松绑放权”举措了。说来令人深思，项南主政福建，伸出两手，一手向中央要“三权”：人权、财权，和地方立法权；一手也向下“放三权”，人权、财权和经营管理权，并为地方和企业“松绑放权”。在全国上下，又引发一阵阵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当时不啻是石破惊天之举！

项南心知肚明，当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艰难地进入第5个年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农业生产连续四年获得丰收。然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此时刚刚起步，进展缓慢。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既无活力，也无动力，只有压力，被人们形容为“五花大绑”，步履蹒跚。

项南深入调研，了解了当时的企业毫无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等于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计划统一下达，物资统一分配，产品统一调拨，财政统一收支，价格统一规定，认识统一安排，工资统一标准……僵化的经济体制，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形成很大阻力。那时，厂长等于车间主任，企业经理都是假经理。在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广交会上，福州的厂长、经理和外商签了合同并不算数，因为项目必须等“上面”批准；企业无权决定用人和奖金分配，按指令生产的产品与市场需要不相符，大量积压，在当时更是家常便饭。

项南早年在农机部任职，与下属厂矿企业往来密切，对这种现象了如指掌。如今，他主政福建，当然不能容忍旧体制继续约束生产力的发展，他一直在寻找突破的契机。1983年底，“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严曾给省委写报告，要求给企业以自主权。项南读罢，提笔批示道：“游廷严的意见值得重视，我完全赞同，如果不给企业自主权，不给企业以动力和活力，我们的经济是无法搞活的。”

1984年3月19日，在福建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项南郑重强调了权力下放的问题。他说，放权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要改革就会有阻力，有时候还要担风险。这就要有勇气，敢于打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旧框框、旧规章，还没有改革就怕犯错误，这不是改革者的精神状态。改革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改革者即使失败了，我们也应该体谅他。因为即使是常胜将军，有时也是会打败仗的。

项南大声呼吁省里要放权，包括省委、省政府要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部、委、厅、局。什么事都包下来，既办不好事情，又忙得团团转。各地、县和厅、局对自己管辖的企事业单位同样也要放权。不要把省里的权争到手了，对工厂、企业、商店的权又抓得牢牢的，如果不继续逐级向下放权，给企业以活力和动力，我们还是特殊不了，灵活不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如同大江大河滚滚向前。

一石激起万重浪，省委第一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项南的此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发出鼓励“放权”的信息，它在人大代表和全省百姓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对改革起了激励作用。

三天之后，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齐聚福州，参加“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交流搞活企业经验。

不料，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企业家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捆住了手脚，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甚至于“企业建个厕所都要层层报批”。

时年50岁的黄文麟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他当时尽管代表着政府部门，但也没考虑那么多。他被厂长、经理们当时的困境所感动，从心里理解他们。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

厂长、经理的讨论热烈而诚挚，黄文麟在一旁静坐仔细地思索着。经慎重考虑后，他提出建议：“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

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沸腾。大家商议后认为，这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如果打个报告，按一般渠道、一般方式逐级上报，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要改革，就先从报告的方式上改起，采取的超常规的举措，直书省委领导。当即，黄文麟牵头，原省企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参与，迅速草拟出一封《“松绑”放权呼吁信》，经征求几位骨干企业家意见，很快在会议上获得55位企业家的一致通过。

3月23日下午，黄文麟和滕能香来不及向上汇报，就将呼吁信直送到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办公室。半个多小时后，接到项南秘书电话，说项南就呼吁信做出了批示，《福建日报》明天就发表。

3月24日，《福建日报》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给我们“松绑”》为题，在头版头条全文公布呼吁信，并配发了导语——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3月22日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这段导语，是由项南亲自撰写的。”时任《福建日报》副主编徐明新后来告诉企业家们说，“呼吁信在《福建日报》上的刊发时间、版面、位置，项南也都在批示中亲自作了指点。”

一场集聚了企业紧迫需要、领导强力支持、媒体全面配合三大要素的“松绑放权”大变革，就此拉开帷幕。

呼吁信坦言，企业目前处于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没有活力的境遇。为此，企业家们“不揣冒昧，大胆伸手要权”。他们认为，目前企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给企业创造一些必要条件，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迈得大一些。

呼吁信具体要求“松绑”的权力有五条：一、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要干预。二、干部制度要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三、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奖金随着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四、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付出”。五、改革企业领导制，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力等。在信上签字的55名厂长、经理郑重承诺：“我们要这些权力，绝不是为了以权谋私。如果有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搞违法乱纪，当受党纪、政纪直至国法惩处。”

一直为企业改革操心的项南读完这封信，深感企业家们的要求言之成理。他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家们反映的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体制问题。这是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企业突破旧体制束缚的契机！项南稍加思索，立即对来信作了批复：“此信言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本人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这天，项南给《福建日报》值班总编打电话，要求将这封呼吁信刊登在次日的一版头条。当报社派人到省委办公厅拿到这封信时，发现项南已经亲笔写好导语，并拟好标题——《55位厂长经理发出呼吁：请给我们“松绑”》。3月24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这封呼吁信。

当天上午，项南让秘书给报社总编室打电话：迅速派记者采访省委组织部等单位的领导同志，请他们谈谈对55位厂长经理要求改革的看法。报社迅速派出记者，分头访问了六七个跟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部门。省委组织部表示：要改革干部制度，扩大厂长的用人权力；省人事局领导谈了要给企业下放5个方面的权力；经委表示要给企业“松绑”放权，搞活企业；财政厅同意奖金随税利增强而浮动，企业内部可实行浮动工资。

从3月25日开始，《福建日报》在一版挂起刊头《勇于改革支持“松绑”搞活企业——对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的回声》，连续报道有关部门及福州市委、市政府等支持改革的措施及行动，工人劳模等对“松绑”要求也在报上发表。

当时，举国上下企业改革风起云涌，来势喜人。福建“松绑”放权的报道所激起的波澜，很快超出八闽大地，在全国引起反响。新华社对此作了连续报道。3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呼吁信，摘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省经委领导支持改革的谈话，并配发“编者按”。

《请给我们“松绑”》在《福建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后，短短的时间内，许多省市区的厂长、经理们也纷纷提出“松绑”，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当时有经济学家对这封呼吁信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权，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它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中央有关部门对于《福建日报》刊发《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高度评价。国家体改委一马当先，发出热情邀请，黄文麟与游廷严、刘维灿等5人专程赴京汇报，中央党校也约他们一起座谈，探讨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对他们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也赞扬道：“你们干了一件好事，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

项南称这55名厂长、经理是“企业改革的先驱者”，他和省委坚决给予支持。在4月10日的省工贸工作会议上，项南说，改革的核心就是放权。必须使我们的厂长、经理有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没有这三种权，可以断言这个厂是办不好的。

项南多次接受海内外媒体新闻记者的采访，一再提起这一企业改革大事。他指出，身为厂长、经理，却既无人权、财权，又无管理权，像一个人在许多绳子上五花大绑下过日子，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他们怎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省委、政府决定给他们“松绑”放权，把企业内部的人权、财权、管理权交给他们，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让我们企业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迅速发展。

项南深知旧的体制的“顽症”，担心刮“一阵风”后，企业的“绑”松不了，权也放不下。他强调指出，对企业“松绑”放权的问题，不能报纸登一下就了事，要抓落实，抓出成效。同年4月，福建省政府颁发《关于改革国营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的决定》等七个涉及落实企业自主权的文件，给企业放“三权”（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增“三力”（动力、活力、压力）。

在项南的督促下，福建省企业改革的重大突破自此开始：省经委提出十项措施，包括鼓励直接出口产品、下放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等；省财政厅提出：同意企业奖金由其自行支配，不封顶、不保底，内部实行浮动工资；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局提出措施，同意企业中层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并打破干部终身制；省劳动局提出，企业可根据劳动计划公开考核招工，企业有权选定工资形式……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十个方面明确规定给企业扩大自主权。这些措施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

项南对“松绑放权”一抓到底，层层落到实处。在厂长经理们的呼吁信发表一个月之后，经项南提议，省委、省政府决定请55位厂长经理开会，检查“松绑”放权的落实情况。《福建日报》为此发了消息，并在一版设“呼吁‘松绑’的厂长回去以后”专栏，报道55位厂长、经理回去之后的改革行动，也反映一些厂长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呼吁“有关部门高抬贵手”；同时报道有关部门继续采取措施放权。《福建日报》还选择有实际行动的单位及改革初见成效的单位，在报上连续进行报道：同时也批评不肯放权的单位领导。省政府后来还多次召开55位厂长、经理会议，检查落实情况。

为了进一步推动“松绑”放权，项南亲自写了一条短报道《省委决定下月中旬召集55个厂长进行检查：还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的新闻在1984年4月24日《福建日报》刊出：

昨日省委常委和省府党组在整党会议上作出决定，下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个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对放权“松绑”搞得好，是谁把着权不放，是谁不给“松绑”。检查将指名道姓，找出促进改革的单位和个人，找出阻碍经济改革的单位和负责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摆脱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

项南亲自写的短稿，字字值千金，给改革者以鼓舞，给观望者以督促。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初期，福建率先提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了全国国企改革、政企分开之先河。

到1985年，项南依然对简政放权的工作紧抓不放，坚持给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以更大的自主权。针对一些具体情况，他严肃强调，放权不能留一手，不能明放暗不放，更不能放了又以种种理由收回来。

“没有项南的支持，是不可能有这种结果的”，后来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黄文麟如是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项南1984年春亲自引导和主持的福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的举措，堪称全国国企改革、政企分开之先河。尽管此后还有高官对“松绑放权”不以为然，然而历史证明，由福建发端，继而在全国推而广之的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它在全面推进城市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推动作用。

在支持向企业家“松绑”放权的同时，项南还意识到，农村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运用到城市改革中来，以便更进一步激发企业的活力。项南在福州调研时，提出“让‘包’字进城”的主张，他说：“包”字下了乡，农村大变样。现在应该让“包”字进城了。

项南在调研中发现，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行业之所以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高、服务质量不好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结合起来，就是没有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企业在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在吃企业的“大锅饭”。项南强调，为了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必须让“包”字进城。

项南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大力倡导“包”字进城，既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可使企业保证有一定的财力和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何乐而不为！城市中可以搞承包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抓住一个“包”字，就抓住了体制改革的关键，抓住了要害，效益就能提高，工期就能缩短，浪费就能减少，技术就能进步，服务质量就能改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就能大大地调动起来。他断言，“包”字下乡，已经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包”字进城，将会迅速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

一个“松绑”放权，一个“包”字进城，这两次改革都是触及了城市改革中的较深层次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项南敢于支持，敢于实践，在全国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影响，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略。

1994年2月，为纪念具有历史意义的“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大讨论10周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作出决定：将每年的3月24日定为“全国企业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