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余
涅槃——在展示共产党人外交魅力之中塑造中共国际新形象
抗战以前，国民党把中共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实行共产共妻，只知道烧、杀、抢；抗战后，又四处散播共产党搞割据、游而不击等谣言。然而，中共南方局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广泛开展外事工作过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比较信任国民党，而对共产党有较多思想顾虑，如对中共的民族工商政策、土地政策、民主问题等。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陈嘉庚访问了延安。通过延安之行，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不寻常的飞跃，转而同情中共，并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回南洋后，不放过一切机会，大加赞扬中共救国救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捍卫真理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上下团结、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中共领袖如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他对儿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访问考察延安后，都大力称赞延安的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封闭着的，这次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今后谁若再关此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美军观察组的戴伟斯和谢伟斯也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作为中共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以“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贤尊士”的外交风范和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外国朋友们的尊敬、信赖和友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称：“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另一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也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态度温和、能干的外交家，具有完美的个人魅力，从私人角度来讲，值得与他深入交往。1944年3月，薛穆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在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形成的混乱情况下，我个人倾向于支持共产党。”1944年末，薛穆在致艾登的电报中又说：“共产党采取的政治变革的范围和意义非常显著，我的观点倾向于：他们成功的原因只是在于经济问题已经消失，并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一个巨大成就；边区的领导人是引人注目和强有力的人物。”
时任美国重庆战时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评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也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仿佛他们自信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赞誉，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独特魅力，从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时树立起中共在国际社会良好的政治形象。
1945年10月，毛泽东参加完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感慨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周恩来在8年抗战中带领中共南方局，在开展党的外交工作中历尽艰险、卓著勋劳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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