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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浙沪走出来的国共两党领导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2】

潘望

2015年12月04日09:3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初次进入经济工作领域

1927年4月,正当上海人民沉浸在革命军北伐胜利的喜悦当中时,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青浦县委,任命陈云为书记。陈云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回到了家乡,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向农民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并利用庙会向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在附近20多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还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吸收了其中12人入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次年1月初,陈云按照省委制定的计划,化名陈亨,领导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管辖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嘉兴等上海周围10个郊县的淞浦特委,并任命陈云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随着淞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陈云开始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战斗生活。

1929年8月中旬,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省委决定吸收陈云、李富春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在这个时期,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后,更使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在各级党委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

在这一路线下,1929年7月,江苏省委、省团委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以及中央派来的人组成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负责外县工作,9月兼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尽管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但在报告情况和研究问题时,仍然保持着求实的作风。

在上海各区委书记和军委参谋联席会议上,陈云汇报了闸北区的情况,说那里的赤色先锋队虽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没有经过武装训练;宣传队名义上有27支,实际上只有12支可以调动;宣传品印刷数量不少,但因交通问题没有解决,无法往下送;罢工布置比较成熟的只有一个厂。这在“左”倾情绪占上风的形势下,显然是一种低调而实事求是的发言。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很快就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派正在苏联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9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取消了遍地开花的暴动计划,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陈云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隔四个月后,陈云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他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层,时年25岁。

1931年9月,鉴于王明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在1932年3月,陈云增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年初,迫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到苏区不久,陈云便同刘少奇一起去汀州检查指导工会工作,并开始纠正“左”的错误。

1932年4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陈云撰写的《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文章批评工会在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中机械执行《劳动法》,不问企业状况,一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入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各业的集体合同;指出必须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发展苏区经济、现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陈云于6月又到福建汀州视察工会工作。汀州不仅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红色小上海”之称。巡视中,陈云发现过去工人与雇主虽然签订了许多劳动合同,但合同的条文大多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颁发的斗争纲领,很多地方不切合实际,于是指导当地经营南北土特产的京果业重新订立了劳动合同。

从汀州返回后,陈云撰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详细介绍了他到汀州领导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由于新合同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赢得了劳资双方的欢迎和认可,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的范例和样本,被普遍仿效、推广,从而改善了苏区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根据地工商企业的发展。

这年秋天,陈云前往瑞金附近的一个兵工机械厂,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从产品产量与质量、设备与工具,直到行政与党团工会的关系、工人教育与福利状况、供给制能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问题,都做了了解。他发现厂长作风不民主,体罚工人,职工意见很大,便与有关部门研究,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宣布撤销这个厂长的职务。消息迅速传遍了所有的兵工厂,大大调动了工人支援苏区反“围剿”战争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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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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