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6】

六、逆境与转折

1966年8月，陈云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向高等院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镇压学生运动。朱德、陈云等也在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康生在攻击陈云的发言中说：“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知道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原来的七人扩大到11人，并重新排列了次序，陈云被排到最后。这次会议并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会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其他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被取消了。

1967年1月，陈伯达在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称在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以后，中央“起码还有个把人物未被揪出来”，暗示造反派揪斗陈云。这个讲话一传开，北京街头和造反派组织编印的小报上，很快出现了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造反派还于半夜闯进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内抄家，要把他的保险柜强行搬走，还要查抄他保存的评弹录音。周恩来闻讯后，一方面派人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勒令造反派立即撤走；另一方面安排有关部门连夜将陈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会上，朱德、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再次受到围攻。

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当彻底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

“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从始至终笼罩着“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林彪、江青集团主要成员都进了政治局，而从1935年起就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却被排除在外，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这次会后，按照毛泽东关于让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的指示，陈云同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被安排到由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他每天上午去半天，先后参加了50多次职工“斗、批、改”学习班的会和10余次向工人学习的调查讨论会。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可能急剧恶化、苏联可能对中国突然袭击的估计，中央要求一些在京老同志战备疏散到外地。陈云同邓小平、王震等人被指定去江西。当时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已去湖南的“五七”干校；五个子女，一个也去“五七”干校，一个在大学等待分配，一个在北京郊区农村小学任教，一个到驻西藏部队工作，一个在北京工厂当工人，家中未能有一人随行，几近是被流放。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邓小平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全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就在这年年底，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并不能容忍各方面整顿的展开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发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正在这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从这时起，直到4月初的清明节，在北京及各大城市，广大群众怀着对周恩来逝世的悲痛、对“四人帮”种种恶行的憎恨、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忧虑的心情，自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朱德、毛泽东先后于7月和9月逝世，伟人们的相继离去，使得“四人帮”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此时陈云虽然赋闲在家，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50余年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时刻到了。

正当华国锋为“四人帮”的夺权阴谋而苦恼焦虑的时候，叶剑英、李先念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叶剑英一方面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王震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联系。

王震到陈云家中商谈解决“四人帮”的办法，陈云曾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但反复研究了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9月19日，叶剑英派人秘密接陈云去他在西山的住所，向陈云征求意见。叶剑英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果断地回答：“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10月6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推动下，华国锋下定决心，代表政治局宣布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即华国锋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由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次日上午，王震兴冲冲地来到陈云住所，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当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四人帮”的粉碎为纠正长期以来党的“左”倾错误，调动全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当时，要让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打开全党全国工作的新局面，关键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恢复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职务。但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两件大事一件也解决不了。怎么办？人们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老一代革命家。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他们有些话不便在公开场合说。提出这两件大事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曾长期担任过中央副主席而现在只是中央委员的陈云身上。

陈云没有辜负全党的希望，抓住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机会，公开提出了解决这两件大事的要求。会前，他就与王震、胡耀邦、耿飚、王诤等人分头相约，要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并把发言字斟句酌地写了出来。

会议开始前，华国锋便向各小组召集人打了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对高压气氛，陈云仍按会前写好的稿子，一字不落地在小组会上做了发言。

在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华国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了个态，说“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在小组会上马上补了一句，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会后，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更加强烈。于是，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终于被恢复了全部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