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1984年，袁殊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84年，袁殊（右二）与儿子曾虎（左一）、学生胡肇枫（左二）、梅丹馨（右一）合影。
北伐途中的袁殊，摄于1927年皖赣边境。
爆破“76号”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后回国，已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就在这时，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居然亲自登门，表示要委以重任。经过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电视剧《伪装者》中，既是军统特工情报科科长又是中共地下党上海站站长的明楼，坐镇幕后，成功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真实的历史中，“军统潜伏人员”袁殊至少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虹口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袁殊的学生胡肇枫根据其留下的“申诉材料”和日记完成的传记中这样讲述：日本海军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的王铁民化装成纱厂职员侦察后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这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上海话里对三轮车的别称）为日军买菜送菜。袁殊便让王铁民跟这个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时间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了“黄鱼车”上整只的南瓜和冬瓜内……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并没有更多的确切史料。但袁殊本人因策划了虹口大火而被军统局记了大功。军火仓库爆炸后，日军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作案者，最后只好“哑巴吃黄连”，尽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对外发布消息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系偶然事故。”
不过，另一个“爆破76号”的计划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伪装者》中被上海市民称为“杀人魔窟”的76号是真实存在的。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此时，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袁殊危在旦夕。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于是，他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不谋而合的是，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办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请袁殊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果然，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已经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特工总部“营救”中国人袁殊？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严军光”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两个部下明为“保护”实则监控。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他将计就计，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离、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而这一切的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这出戏，袁殊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殊负责“岩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中，特意解释了“严军光”的含义：“‘严’与‘年’谐音……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但是在当年的上海，人们只知道袁殊“落水”了。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袁殊，为查阅一手资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庆、台北等多个城市查找档案，还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孙宝根告诉记者，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孙宝根在《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一文中写道：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于孙宝根提到的活动经费，袁殊晚年也回忆道：“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新的黎明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老太爷”的张唯一对袁殊说：“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开始准备写潘汉年传记，为了收集资料，他在1987年3月7日采访了晚年的袁殊。谭元亨告诉记者，当时找到袁殊颇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愿告诉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愿意提起袁殊这个名字。直至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谭元亨才得到确认，当年是潘汉年让袁殊主动打入日伪机关。楼适夷还帮他找到了袁殊。
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偶尔也有“诉苦”。解放后有一次在大连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的回答是：“我们了解你。”
更多时候，他都沉默着。晚年回忆起在前门偶遇聂绀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对曾龙说：“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于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82年8月29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谭元亨至今记得，他去拜访袁殊时，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便，但袁殊仍坚持翻箱倒柜找出平反的文件给他看。谭元亨说：“平反文件只有一页纸，有点皱，他显然很执着于这一点，生怕别人不相信他已经平反了……”很多年后，谭元亨才想明白袁殊心中的执着，那是经历特殊年代风风雨雨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定论。
就在谭元亨拜访袁殊的同一年11月，袁殊在北京病故。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他的儿子曾虎在发表的挽文中写道：“他死于今年第一场大雪降临之时，当我推着他的遗体穿过庭院去太平间时，风停雪住了，满地白雪、满树银花，在庭院灯辉映下分外肃穆……那是1987年11月26日清晨，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降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曾龙《我的父亲袁殊》一书，特此感谢！
频道精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