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抗战家书的民族精神【2】

二、抗战家书展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抗战家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和基石,它所呈现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之一。

（一）抗战英烈家书再现了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曾经涌现出众多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像赵一曼、左权、张自忠、吉鸿昌、蔡炳炎、程雄等抗战英烈，他们为了祖国统一富强，为了民族兴旺发达，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他们以视死如归的气魄、气吞山河的气概、沧海同深的志量，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谱写了辉煌璀璨的一页。今天，我们重读他们遗存的一封封感天彻地、可歌可泣的家书，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心灵。那一句句血写的誓言，展现英雄的一幕幕壮举，我们宛如穿越时空，走进硝烟岁月、走近抗日英烈身边。

鼎鼎大名的赵一曼，是一位举世无双的“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诗)的抗日巾帼英雄。她的抗日事迹,早已传颂全国。1936年8月2日凌晨,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临刑前，铁骨铮铮的她，给儿子写下了两封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遗书，其一是:“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要不忘记你的母亲是为祖国而牺牲的。”这两封遗书将赵一曼烈士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母爱情怀诠释出来，真是激人奋进、又催人泪下。

“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这是左权将军的抗战家书。字里行间浸透着英烈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伟大情怀。左权将军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他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挥泪题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在《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的首发式上表示：“通过父亲留下的这封家书，我才更加真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父亲甘愿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的精神至今让我深深感动。”

再读张自忠将军的家书：“仰之吾弟如晤：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我为其死，别无他法。”“为国家民族之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年仅49岁。他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将领。1940年5月28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殉国的张自忠将军遗体由宜昌专轮运抵重庆，蒋介石、冯玉祥到储奇门应灵。8月5日，沿岸各界1000余人隆重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联。11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梅花山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灵柩举行权厝仪式，蒋介石、冯玉祥等亲临墓前祭奠。1945年3月，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宜城县曾改名为“自忠县”，并使用了“湖北·自忠”邮戳来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均设立了“张自忠路”或“自忠路”。

左权将军、张自忠将军以及所有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的抗日将士们，正是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民族的钢铁脊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他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民族英雄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这正是我们民族之魂最骄傲的展现。左权将军的“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张自忠将军所倡议的“为国家民族之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抗战家书中像这样一句句饱含正义、担当、血性的字句，是那么铿锵有力啊！它展现了抗战者宁死不屈用生命保家卫国坚韧不屈的理想、信念，展现了抗战者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这种崇高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抗战精神不断激励着、感召着后人，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抗战中，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都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践证明，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伟大的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了升华，共御外侮，改变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前途和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

（二）海外华侨的家书突显了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起到重要作用。祖国的兴衰，民族的枯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海外侨胞们的生存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支援祖国抗战，投身抗日前线，有些华侨子弟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在华侨书信中，真实地再现了海外华侨在民族危亡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透过华侨书信对海外华侨一致抗日的解读，重读铭刻历史的这些华侨书信实物文献，深深地感受到华侨书信是“历史的活见证，是海外华侨爱国情操的活见证”。

抗战初期马来亚华侨吴镜明在给林氏妻的一封家信中，以一个海外华侨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方方面面，为潮汕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原创性记录。

乙年(1935)八月二日家信云：“中日不宣而战，而日本则行封锁我沿海，违犯国际盟约：我国轮船则不能往来，别国之轮船则通行无阻：无须自惊，但此次我敌战争全赖上下一心一德，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汝等妇孺，凡事须镇定，勿听谣言为要。兹付去国币贰拾元。”

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记录。吴镜明对日寇不宣而战、封锁我沿海这种违犯国际法则的卑鄙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然而，他完全相信“全赖上下一心一德，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这是何等坚定的信念。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旅居海外的华侨纷纷毁家纾难、踏上归国抗战的路程。1938年10月，旅居菲律宾的泉州籍华侨王雨亭先生，送自己年仅15岁的儿子王唯真回国参加抗战，途经香港和儿子分手的时候，在儿子的小笔记本上留下了自己的临别赠言。短短的几句话，舐犊情深，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以及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跃然纸上。

真儿：

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中华民国廿八年六月四日写于香港旅次

这段肺腑之言，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华侨侨居国外，在祖国面临危亡关头，他们往往把宗族、乡土观念与国家的民族意识联在一起，宗族乡土观念得到超越或升华后，民族爱国思想变成了主流。这就是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许多华侨舍家卫国、英勇献身的内在动因。旅日华侨徐香进，偕同华侨刘兆样等人回国参加淞沪战斗，在为前线押送作战物资时，遇敌机轰炸，粉身疆场。美国归侨黄敏荃，驾机凌空迎击来犯淞沪的日机，不幸身亡。他们是为祖国抗日而壮烈牺牲的第一批华侨烈士。

海外华侨每每在寄回家里的信中，都时刻关注着祖国、民族的命运。1939年6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汕头，海外潮人心急如焚。7月1日，新加坡侨胞洪家成在寄给潮安江东父母的家信中就写道：“迩来潮汕战事发，未卜俺乡情况若何否？祈列明示晓。”11月29日，泰国侨胞陈维耀之妻在寄给澄海银砂乡家人的家信写道：“闻得潮汕战事日甚紧张，未卜俺附近岂受猖獗，至家人岂受惊否？因交通不便，消息少通，以至儿媳在外实深深怀念，日慕佳音以慰我怀耳。”面对日寇的疯狂入侵，海外华侨在家信中，表达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切为了抗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有一封华侨家书这样写道：“内助爱鉴：启者自接回函，开眼观看，僚然明达。在此国家千钧一发，最贵要的自然是经济问题。战争军备，不外于此矣。人力心力，在于人民决持。然而我们既是国家的一份子，也须当努力，使解燃眉（之急）而得到胜利。铁蹄之下，中国更一跃而上天矣。”数以万计的海外华侨家书，凝聚着海外华人关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充分见证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

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曾对华侨抗日作了重要指示，挥毫亲笔为《南国日报》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华侨抗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三）社会各阶层的家书体现出匹夫有责的团结精神

鲁迅先生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进步。”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崇尚团结的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团结精神的高度概括。抗日战争中，传统的爱国自尊、救亡图存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中国人民反侵略、争独立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心系祖国命运的中华儿女肩并肩、手挽手，团结一致，冒着敌人的炮火，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有这样一封特殊的“家书”，它是70年前，由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亲笔刻制的与抗战内容有关的一篇文字。这是一枚刻在边长1.3厘米、高5厘米的玉石印章的边款上，方寸之间用行草刻了126个文字的“家书”。“家书”全文如下：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该印章的印文是篆书人名：孙毓棠。根据文献记载，这是1945年9月11日闻一多先生亲自为好友孙毓棠所治印章。孙毓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抗战爆发后，他与闻一多先生同在西南联大执教，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闻一多先生的推荐下，孙毓棠赴英国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就是闻先生送给孙毓棠的临别赠言，但它更像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从“家书”文字可以看出，抗战期间，闻、孙两人曾经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反映了大敌当前，誓与国家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流露出对抗战获得胜利后的喜悦。更突显出抗战时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品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