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
（二）
1920年1月，毛顺生病逝，1921年后毛泽东家逐渐成为革命家庭，是否还有财产？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毛泽民完全照办。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不动产（20亩水田，13间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兰主管，她将大部分田亩和房屋，租给主佃户，少量水田租给其他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区编辑出版的《韶山志》，都记载：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收”，从此，毛泽东家里就没有财产。现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种说法，百分之百地证明毛泽东家产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兰主管，也不是归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的主权、管理和经营，依然如故，这从“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记的收支项目基本相同，笔迹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证实，因为虽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布“第333号”《省政府训令》，责令湘潭县政府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但因毛氏宗亲、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员不图“训令”实施，只求中饱私囊的私利心理，经巧妙周旋，致使这一“训令”未能实现。所有这些，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听人说过，不是“清抵簿”这个铁证，绝不会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干革命，当毛泽民处理了动产之后，因急于要去长沙毛泽东任校长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班，就将不动产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办。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归祠堂公有；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挑选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户交）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毛泽东家人住房；主权属于毛泽东家，管理归祠堂，经营使用由佃户，形成“三权”分立，于是，毛泽东家庭账簿就产生了。此等情况，如果没有“清抵簿”，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应该有几本账簿，可惜现在仅发现“清抵簿”一本；应该有几人管账，现在能确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经手管账，共写了350余条，占整个“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