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
然而，近30余年来，国内外包括韶山，在宣传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讹误。上世纪80年代，国产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曾有这么一组镜头：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乡亲们到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并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家应该是富农”，我写信“给农会”，请你们“捎去”。《毛泽东轶事》等书写道：韶山土改时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争议纷纭，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深感为难，写信给毛泽东；还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传达了“划为富农，责无旁议”等三条意见。90年代，长沙、湘潭和韶山十几位专家学者，公开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韶山导游》等好几本书，也都错误地写到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发生争执；毛泽东“回了信”，提出了“划为富农”等三条，其中一书还紧接着写道,“毛泽东家庭成分就这样定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发展轨迹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些错误观点，竟在韶山流传了几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体报道：韶山在土改划成分时，还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庭划为“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而未划成”，更是荒谬绝伦，历史绝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无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谈话场面；韶山土改中无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纷争”，更不存在划什么富农、地主的任何客观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请示毛泽东“家里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接信后，没写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战场）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传达“家人不参加分田”“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条指示。毛泽东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最熟悉土改政策，绝对不会说自家是“富农”。事实上，韶山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根据家庭经济等情况和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成分。
当我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史实、史料和数据，汇报给中央文献后，他们都感到意外与高兴，说“这就解决了毛研史上，早应解决、而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要来个“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宣传，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他们于2013年11月，在《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2014年5月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收录了我的《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2015年9月《党的文献》第5期，又发表了我的《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重大历史问题“整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事实胜于雄辩，文物印证历史。“清抵簿”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红色账簿，一本老账簿，是家庭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见证，我们将它与老人回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从而破解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历史谜团。这就有力说明，只有尊重历史，让史实说话，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战，勇于担当，才能纠错向前，不断创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理事）
来源：《新湘评论》2016年第01期
频道精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