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苏维埃政府若干史实辨析【2】

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

据1983年11月14日任铁峰《回忆闽东革命斗争情况》一文所述，“日山会议”结束、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进驻柏柱洋斗面村之后，就在一家逃亡地主的大院门口挂出了 “闽东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正式对外办公。

彼时的闽东苏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政府工作千头万绪，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便陆续抽调干部、设置机构，开始全面行使政府职能，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领导了全区的分田运动和政权建设。至五六月时，闽东苏维埃政府的组成人员逐步到位，内设机构不断增加充实，有组织、土地、军事、肃反、财政、粮食、文化等7部（具体可见于位于福安市溪柄镇斗面村苏区街73号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旧址内）。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蕃，组织委员马元锜，土地委员张尚蒙，军事委员曾清连，肃反委员不详，财政委员陈发俊，粮食委员尤奶发，文化委员（即秘书长）张少廉。

与此同时，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两块苏区的分田运动已全面展开，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各县普遍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两大苏区范围不断扩大和巩固，但还是没有打通相连。直到6月底，闽东特委成立后，闽东北苏区和连罗苏区才连成一片，闽东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此后，闽东特委在柏柱洋狮峰寺召开会议，做出了召开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时规定了代表的产生、组成、选举的办法条例等。会后，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即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发动，选举出席会议代表，填报有关代表登记表并上报审查。如今收藏于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一张早已泛黄的当年的“代表登记表”，填报日期为1934年6月，它默默地见证了当时筹备召开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重大计划开始付诸行动。

此后，闽东苏区的建政工作也陆续展开。8月，霞鼎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0月上旬，福霞县苏维埃政府在福安松罗田坪正式成立；10月7日，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在福安湄洋龙井正式成立；10月24日，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在霍童镇坑头村正式成立；12月11日，安福县苏维埃政府在福安城阳官洋村正式成立；福寿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时间不详。加上同年1月、9月分别成立的连江县苏维埃政府和罗源县苏维埃政府，闽东苏区在全盛时期共有福霞、安德、福寿、霞鼎、宁德、安福、连江、罗源等8个县苏和42个区苏、800多个乡苏。至此，闽东苏区已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政权体系。

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已成立数月，原计划之中的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已筹备多时，为什么一直没开起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受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指示信的影响。他们不赞同福安中心县委提出的“召集福安群众大会，成立福安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进行调查土地”的计划，而是要求加快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土地斗争的步伐。

——分田斗争、建立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在闽东苏区全面铺开，千头万绪，一切都在紧张进行之中。

——闽东苏区党政领导人缺乏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企望得到上级的指导。福州中心市委1934年3月被敌特破坏后，闽东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指导。

——刚成立的闽东特委还不健全，没有形成集体领导。正如《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第13卷中收录的、时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苏达1934年11月18日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闽东特委报告》中所言：“各部门都不健全，有时只剩下特委书记一人在办事机关里，其他部分就出去巡视工作，因此就没有很详细的很充分的来讨论各种工作。因此对一切的工作不会很迅速的开展。”

——任铁锋闹情绪离开红2独立团，马立峰、曾志先后病重治疗，苏达借口找上级汇报工作离开闽东去上海等等，影响了闽东苏区党政军领导班子的和谐与稳定。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闽东红军配合作战，地方政府安置伤病员、征兵补员等。大批敌人尾追而至后，闽东特委紧接着组建闽东红军独立师，投入反“围剿”战斗。

——来自敌人方面的侵扰接连不断，闽东红军疲于应对；到最后苏区首府柏柱洋及各县委、县苏驻地相继遭袭沦陷。随着国民党重兵压境，闽东苏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投入反“围剿”斗争，因此召开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计划被迫一拖再拖，最终未能付诸实施。由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中收录了范式人1984年3月写的《回忆闽东三年游击战争》一文，文中就记述了“因为柏柱洋已被敌人占领，特委撤到东区官洋，闽东苏维埃政府的牌仍挂在福霞岗面”的史实。

从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实际行使工农革命政权的职能起，到1935年2月8日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遇害为止，闽东苏维埃政府实际存在了整整1年时间。诚然，闽东苏维埃政府直到最后还是筹备委员会，但它领导建立了方圆1.1万多平方公里的闽东苏区，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它使闽东近百万人口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尽管代表大会一直没开，但丝毫不影响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实际履行其工作职能。因此把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间确定为闽东苏维埃红色政权成立的时间，笔者以为是有道理的。

形式毕竟是外在的东西，重要的还在于内容实质。在“日山会议”上成立的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实际行使着苏维埃政府的行政职能。“日山会议”因此成为闽东革命史上的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上世纪50年代，闽东的党史工作者就已经认定“日山会议”这一史实。但是，自80年代以来，在闽东党史学界出版的书刊资料中，却只提“柏柱洋会议”，而不再提及“日山会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回顾历史可知，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的这一特殊情况，恰恰表明了闽东革命的特殊性、艰巨性、复杂性。这在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倘若史学工作者和读者都能接受和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又何必坚持“柏柱洋会议”一说呢？

如果说特殊性为历史增添了别样韵味，那么真实性才是历史的生命所在。虽说笔者在主编《福安人民革命史》时，也使用了“柏柱洋会议”一说，但这次在新著《闽东苏维埃1934》中决意不再沿用。因为笔者认为，还历史本来面目，才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子孙的负责。历史需要忠实的记录者。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员，《福建法治报》原副主编、考评员、主任编辑）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