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红色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研究初探【2】

二、革命理论的早期中国化：《〈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和内容

《〈新青年〉季刊》从1923年6月15日到1924年12月20日，共发行四期，即第一号到第四号。第二号和第三号的发行时间分别为1923年12月20日和1924年8月1日。创刊号为“共产国际号”。瞿秋白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他在第一段的尾部就指出了《〈新青年〉季刊》创刊的主旨，“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瞿秋白在该文中用5个“当”字开头的论点在五个段落中分别指出和阐释了《〈新青年〉季刊》的具体要求：“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关于《〈新青年〉季刊》创办人和主编瞿秋白的思想的研究性论文，对于深入研究《〈新青年〉季刊》有着重要作用。瞿秋白于1916年在北京大学旁听，后考进免费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时，参与学生运动，1920年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到苏俄采访，1922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上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回国后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所以，通过对比《〈新青年〉季刊》和瞿秋白的经历与思想，就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思想主旨有很深的瞿秋白的印记。

《新青年》在月刊阶段设定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栏目，比如“小说”、“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世界说苑”、“通信”等。但是《〈新青年〉季刊》并没有设定固定的栏目。唯一的特例是在第一期最后设立了“评坛”栏目，发表了《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然而，后面三期中就没有再看到这个栏目。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以针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笔者初步分析认为，不设定固定的栏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青年〉季刊》中的文章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和单一。在《〈新青年〉季刊》上共刊发文章53篇，其中译文24篇。张静如在《关于〈新青年〉季刊》一文中对这24篇译文按照主题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总结得出：“列宁著作6篇，斯大林、托洛茨基著作各1篇，共产国际决议和会议纪要4篇，赤色职工国际决议1篇。这13篇除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外，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乎占到一半内容的翻译作品都是对苏俄文献的翻译。很明显，《〈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就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作理论论证和宣传，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正如钱玄同对即将停刊的《新青年》月刊的评价一样，《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

其二，《〈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和译作者的身份性质较为统一。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包括瞿秋白、陈独秀、周佛海等人，译作者包括赵世炎、蒋光赤、郑超麟等人。他们几乎都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其三，《〈新青年〉季刊》每一期的内容似乎都有自己的主题。从创刊号“共产国际号”开始就预示了这种特点。在该号上发表的文章和译文较为统一的倾向于介绍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纲领文件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第二号和第三号则倾向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成果。第四号更倾向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季刊》更像主题论文集，而非设定统一的栏目的刊物。

通过上述三点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新青年〉季刊》似乎并没有设定固定栏目的必要。虽然没有固定栏目的人为划分，但其文章按内容和性质也可以划归到不同的类型。《〈新青年〉季刊》的内容可以初步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翻译作品。翻译作品占到了40%的比例，上面已经简要介绍了其内容构成，这里就每期略举几例。在创刊号中，一鸿翻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和陈独秀翻译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就是译自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决议和会议纪要的典型例子。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他们翻译此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见共产派对于职工运动中之‘东方问题’的方针及其念”。在第四号中，关于列宁著作的翻译非常集中，而且这些著作大都与中国革命相关。比如蒋光赤翻译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任弼时翻译的《中国战争》、李仲武翻译的《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对于《〈新青年〉季刊》如此集中翻译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具体原因，张静如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期，需要列宁等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和战略、策略上的帮助”。

第二类是专题介绍。典型例子有：创刊号中刊发的瞿秋白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第二号中刊发的史黎雯的《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但是，这些文章不是简单的史实介绍，而是摒弃了对琐碎历史的平铺直叙，进而采用史论结合、重点在论的思路。

第三类是理论探讨。例如，在第二号中刊发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这些文章中，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尤其是批评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宣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类文章其实还应该包含翻译作品中的许多理论著作，比如郑超麟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笔者注：在《〈新青年〉季刊》原文中使用的是“蒲列哈诺夫”的译法）的《辩证法与逻辑》、石夫翻译的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等。张静如对这两篇译文还作了特别说明，他认为：“此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着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在与敌对思潮的辩论中，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

第四类是实际问题分析。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中国革命。例如，在第四号中刊发的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