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胜
毛泽东难以满意的两次党代会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还提及他参加中共五大的情况：“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阵营内部的矛盾亦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从危急中挽救革命。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中共五大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但是，陈独秀的报告并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有提出新的方针政策，而是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但他提出的农运决议案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五大未能改弦易辙，特别是没有认真讨论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注定难以承担起在生死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心情苍凉地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的后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同样是一次让毛泽东难以满意的党代会。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结束之时。他在3月间谈到九大文件时明确表示：“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并一再强调团结问题，并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泽东还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三五计划”，把整个局势逐步纳入正轨。
但是，毛泽东对九大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正是这些错误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使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预计和驾驭。
九大难以“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实现毛泽东一再呼吁的“团结”局面。实际上，在准备九大报告时，毛泽东就十分不满陈伯达的稿子，以致推迟会议开幕时间，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当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后，林彪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