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二，从十大到四届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成为他一再考虑的要事。除继续让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发挥作用外，他设想从工农中间提拔一些，从相对年轻一点的领导干部中选一些。由此，从1973年8月的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在中央领导层逐步形成四拨人：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中生代”领导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为“文革”路线的代表，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这些工农代表。
这四拨人中，老一辈革命家最有经验、资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经验，可操持实事；工农代表有象征意义，可学习办事；至于“四人帮”，与“文革”运动相生相伴，是维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这种安排，是“文革”运动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毛泽东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有利于结构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结合。但是，这个试图把方方面面拢在一起以托长远的结构，看起来合理，实则脆弱而充满变数，势必出现毛泽东担心的团结问题。因为以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很难调和。
果然，到1974年，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了，一会儿是邓小平赴联大的风波，一会儿是“风庆轮事件”。到这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更是动作不断，还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从而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两拨人的优长作出比较，在使用上再次面临选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详细披露了这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心里都清楚，两人都老病缠身，来日不多，这或许是他们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页。）“难”在哪里呢？难在人事安排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慎重；难在这次安排涉及两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领导层人员的特点分析清楚，还要表明态度，有些话就需要说得透底直率一些。于是，毛泽东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分别让江青和王洪文作检讨，不让江青组阁，只让她研究国际问题，让张春桥管党务（而组织工作另由纪登奎负责），姚文元管宣传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泽东坚持朱德拟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中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面；尽管周恩来已经病重，毛泽东毫不犹豫坚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个职务非周莫属；他还讲，“国务院的工作要能办事的”，周恩来生病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顶”；再次明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563页。)
此番安排，看起来是不弃鸣响不已的“瓦釜”，心底里却更为期待和倚重音雄韵厚的黄钟大吕。毕竟，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还是要靠“能办事”且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才撑得起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