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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眼里的老干部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札记

陈晋

2016年02月03日15: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当“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后,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九大前夕,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他安排一些老同志分管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1971年林彪事件后,他主导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进而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四批人,看起来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但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1974年下半年以后,经过反复比较,毛泽东对抓得起、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时常掂量,胸中大体有数。他生前最后的人事安排,没有让大权、实权旁落“四人帮”,才有了他身后发生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关键词]毛泽东;“文革”;老干部;人事安排

一,九大前后

“文革”起来后,一大批老干部因跟不上“形势”靠边站,或被视为“走资派”猛然间受到批判和批斗。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是知晓的,甚至认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绝无全部打倒的意思。开始的时候,他让老干部在冲击面前守住底线,亲自为中央局和省市委领导干部出主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也不赞成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还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革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到1967年初,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毛泽东最早是在1967年2月6日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错误。2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放出相应信号,提出要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这个提议的用意不难揣测:在动乱局面中,中央领导层不能缺少一批有政治经验能办实事的老同志。1967年5月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得更明确:“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9页。)9月17日在江西又讲:“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4页。)

为解脱老干部,毛泽东当时经常说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经过群众运动,改掉一些毛病有利于重新工作;二是把老干部都打倒了谁来做事情,靠那些青年学生和造反派行吗?他采用的解脱办法,一是反对批斗老干部时污辱人格和搞逼供信;二是直接点了许多老干部的名字,表示要“保”他们;三是明确政策,“不要一提‘走资派’,

就认为都是坏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3页。)“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有所批评就够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63页。)

到1969年初筹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设想,“文革”就要结束,应该把各种人拢在一起,使九大成为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时,对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来应该是用起来,到新的实践中去改的问题了。于是,毛泽东有关老干部的谈话在九大前夕越发频繁起来。1969年2月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正是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忽然问到:“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现在正在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页。)毕竟,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文革”运动可以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去搞,但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是离不开老同志的。3月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开会,想法又进了一步,明确讲:“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页。)这些想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九大人事安排当中。事实上,就在3月22日那次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的要求,并说,主席团175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毛泽东随即还点了一批各地省级老干部的名,放出风声:“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238页。)4月11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毛泽东说: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他当时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41页。)这些老同志后来都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冲在“文革”运动前面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也进了政治局,这些人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实际上插不上手。此外,鉴于当时发生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紧张,立足于打仗的准备,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军队干部过多,为后来的政局走向埋下隐患。稍后,毛泽东也注意到这种情况,说苏联骂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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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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