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两弹一星”与核电站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在回忆研制“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时说：“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他还说：“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而最能理解毛泽东的也莫过于周恩来了。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加快原子弹研制的《关于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央专委由周恩来总理、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周任主任。在他的高效组织指挥下，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1964年9月16至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提出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会后，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就早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10月16日实验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周恩来指示氢弹研制要加快。1967年5月9日，他主持召开第十八次专委会，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再一次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在国际上又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公认中国已进入核先进国家行列。
“两弹一星”，惠泽中华。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88岁的“氢弹之父”于敏获得了201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于2015年1月9日亲自为于敏颁奖。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没有周恩来的亲自组织指挥，没有以于敏为代表的那代人的伟大付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历史还不知道会怎样书写。
当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制造”，除了高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核电站。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之际，英国政府决定引进中国的“华龙一号”。同年底，中国核工业集团与阿根廷政府签署了“华龙一号”出口合同。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早在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就发展原子能发表了长篇谈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能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两弹”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事的威慑力，基本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周恩来从国家全局和核工业发展出发，于1970年2月8日提出，不光要搞核爆炸，而且要搞核电站。7月16日他又指出，上海和华东地区从长远看，解决电力要靠核电。在12月举行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的汇报后指出：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搞起来将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1974年3月底到4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了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即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周恩来虽然没有看到其建成，但他为首座核电站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远为后人记取。他提出的“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对我国的核电事业发展将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