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反对个人迷信：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少宣传领导个人
1980年，有群众写信向中纪委反映有关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3件事：一是华国锋到江苏视察时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职工上班迟到，引起群众不满；二是有人把华国锋在党校作报告时坐过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三是山西地方政府在华国锋的故乡山西交城为其修故居和建造纪念馆。
这3件事反映到了黄克诚那里，他认为这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应该查一查。但又一想，此事毕竟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关。所以黄克诚既坚持党性原则，又注意到了维护党的团结。他指示工作人员，先给华国锋写一封信，说明群众反映的这3件事，同时准备派人分赴三地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出发前，黄克诚对他们说：“你们要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黄克诚负责。”他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此事涉及中共中央主席，要消除工作人员的顾虑；二是黄克诚对华国锋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黄克诚早年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华国锋先后任湖南湘阴县和湘潭县县委书记等职，华为人忠厚，谦逊平和，作风务实，从不张扬，是一位可以沟通、听得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再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做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调查以上3件事，黄克诚相信华国锋是会配合和理解的。
果然，黄克诚的想法很快得到印证，调查组尚未出发，华国锋就给中纪委回了信，承认确有这3件事并已做了相应处理。一是他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批评这种做法；二是他给中央党校打了招呼，让他们立即把椅子撤掉了；三是他交代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虽然交城现在没有他的房子了，修的是他哥哥的房子，但也要马上停工。对群众反映的以上3件事，华国锋同志态度明确，积极配合，处理也得当。
黄克诚看到华国锋的回信后非常赞赏，他指示工作人员：“调查组可以不去了，但要在这件事情上做些文章。第一，把华国锋的信登在《党风党纪》刊物上；第二，建议中央发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迷信。”他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规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正在建设的和虽然已经建成但尚可改造的，应尽可能改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性布置”；“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商、兵、知识分子为四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等。这年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任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同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不谋私利：廉洁自律为世人称道
黄克诚严于律己，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作风也为世人所称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蒙冤18年的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按职务标准他可以搬入新房，但他不同意。有关部门要翻修住房。他诚恳地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群众住房更困难，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多少倍。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有一次，从屋内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正砸在他的床边。他这才同意把房子翻修一下。当听说维修费要花几万元时，他又不同意了：“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不漏水就可以了。”结果一个修理工只用了大半天时间，爬上屋顶把漏水的地方修补一下就算完工了。
1983年，党中央安排他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去疗养。他作出了两条规定：一是到那里伙食费全部由个人承担；二是他只带工作人员去住，家属子女不要去。有一个星期天，家人去看望他，小孙子不小心打坏了一个茶杯，黄克诚立即让工作人员买一个新的补上。工作人员不解地问：“这里的东西坏了再去领一个就行了，用不着自己买。”而他却严肃地说：“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了，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化。”
1986年，黄克诚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为例，要求医生不要对他进行抢救。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黄克诚一旦清醒又把呼吸的管子和针头拔掉。这样一个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呕心沥血而终生俭朴的大将，到晚年连吃药打针都感到是一种浪费，这种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
黄克诚对子女们的要求也同样是非常严格的。他曾给子女们定了家规，其中有一条就是：公车不能私用，谁也不能例外。1980年春，黄克诚最小的儿子结婚时，工作人员要用小车去接新娘。黄克诚说：“摆这个谱干嘛？年纪轻轻的就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小儿子懂得父亲的意思，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全家人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便饭，就把喜事办了。那一年，黄克诚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从老家来看他。他内心高兴自不必说，尽量安排他们到名胜古迹看看走走。但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有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黄克诚十分赞成，却对他们说道： “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油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用小车。你们也要按这个规定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好家风。黄克诚还经常教育子女们：“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材，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让你们可走的。”
黄克诚对部属和家人，采取了近乎“不合情理”的严格态度，他希望能开一个真正严格治党的好头，使党内民主监督的机制能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不少场合曾多次深有感触地表示：对于我们党来说，“文革”造成的“溃疡”尚未治愈，党的工作重心已迅速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了，这就像一个有内伤尚未完全康复的人又开始了新的长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成败攸关。他明白，要想使党风有质的提高，唯有依靠全党之力———上至中央最高领导层，下至基层各级乃至每一名普通党员……尽管他已经意识到已年迈力衰，来日不多，但是，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选项只能是竭尽全力。唯其此，他在中纪委常务书记的任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党的原则纪律的非凡坚守，对所任职务的大无畏的担当就毫不奇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