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萧楚女整团
尽管如此，重庆地方团自身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实际运动经验；加之重庆地处西陲，不在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又远离党、团中央，联络不便，不能获得经常性的指导，使得重庆地方团的活动范围较窄，大都限于组织学习和纪念宣传等，不仅群众性和战斗性不强，且还没有脱离“研究小团体”的状况，大大制约了地方团作用的发挥。
1924年成都“五一”大会以后，一向标榜“超新”的军阀杨森逐渐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大肆排挤知名革命者，廖划平、杨闇公等被迫先后离开成都前往重庆。这时，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也牺牲在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党、团组织骤然失去了优秀的领导人，作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客观形势的骤变，历史性地把重庆团地委推向了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
但此时重庆团组织的状况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组织内部。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重庆团地委不仅组织较为涣散，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团员人数较少，总共才40余人，工作局面难以打开。特别是重庆团地委的主要筹建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且常不参加会议和活动。1924年初，团中央批准重庆团地委改选，新当选委员长（书记）的何星辅是个“江湖中人”，而任秘书的范英士竟没有入过团、入过党，甚至不知自己已“当选”，由此可见其草率；且当时重庆的团组织也大都是“学生团”，成员常因寒暑假回家或升学就业退团、脱团而去，整个团的组织活动实际陷于半停顿状态。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团地委内部不团结、内耗大，先有王右木与童庸生闹矛盾，以致分道扬镳；之后，童庸生到重庆参加重庆地方团，双方又将矛盾延续到工作中，进而影响到成渝两地团的团结，使全川团组织力量受到削弱。
恰逢此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件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吕潘缔约”事件，后经团中央查实，“缔约”属于潘学海个人行为，与当地团组织无关。“吕”是吕超，国民党在四川的重要人物，一直跟随孙中山，时任熊克武“讨贼军”的第一路司令；“潘”是潘学海，曾是重庆地方团的团员，后来在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工作。两人在叙府（今四川宜宾）缔约，其主要内容是潘学海会同成都、重庆、泸州3处地方团向吕超请求每月接济100元，补助每个工作人员每月5元。这显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等于把四川的主要地方团组织变为了国民党的附庸，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事件发生后，了解情况的萧楚女及时向团中央进行了反映。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作出严厉处分，决定解散成都、重庆、泸县的地方团组织，委派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10月，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派来渝，指导重庆团地委进行初步改组，撤换了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杨砺坚任组织、何薪斧负责农工。
在萧楚女对重庆团地委组织整顿过程中，最大障碍来自于原主要核心成员唐伯焜、杨砺坚等人的抵制。唐伯焜是重庆团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但他把团内任职看成是“必我终身任事之势”，对外来的萧楚女采取了不少排斥甚至攻击的做法。童庸生等骨干也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特别对萧楚女此前应聘为军阀杨森秘书和出任《新蜀报》主笔之事提出责难。尽管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但由于唐伯焜等人的煽动，不仅加深了童庸生对萧楚女的误解，甚至使杨闇公亦对萧楚女表示不满，认为萧楚女是在搞“权利事业”“排除异己”“意图破坏本团”。这使得本来就充满危机的重庆团地委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为尽快扭转局面，萧楚女忍辱负重，敢担责任。经过观察与调查，他了解到，团中央决定解散重庆地方团的根据主要是“与国民党缔约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是潘学海的个人行为，与重庆团组织毫无关系，重庆团组织多数骨干成员是值得信任的。于是，萧楚女决定相机化解他们对自己的误会。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肆意制造了“德阳丸案”（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号载运成色低劣的银毫抵达重庆，用武力抗拒海关检查，并打伤前去查验的人员，还将其中4人抛入江中——作者注），由此激起重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为发挥重庆团地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萧楚女迅速率领重庆地方团投入运动，因势利导地领导民众开展反日斗争。在这场反帝斗争中，原本对萧楚女怀有成见的杨闇公等人，因革命信仰及反帝反封建立场一致而站到一起，他们捐弃陈见，并肩战斗，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通过这场反帝运动，重庆地方团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的羁绊，从此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使重庆地方团与萧楚女加深了彼此了解，逐步统一了认识。
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由经验更加丰富和老成的杨闇公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童庸生先是代理组织干事，后代理宣传干事；罗世文改为负责学生部工作。“一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从此，重庆团组织迈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领导和推动四川大革命运动
在萧楚女整团之际，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正涌入巴蜀大地。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给新改组的重庆团地委提出新的课题，即如何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正在开展的大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使更多的人在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动员更广大的民众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萧楚女和重庆团地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活动。重庆团地委发动全体团员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宣传演讲活动。根据团地委的要求，团员们每周都要外出演讲，每个团员均须分头轮番出去演讲，以周末、节假日和集会游行为最多。1925年2月，重庆团地委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员们，利用旧历新年期间做了3次形势演讲，还利用国民会议促成会名义欢送出席全国国促会代表，集合14000余人举行游行。除此之外，团地委组织力量到城乡各地张贴反帝反军阀标语，组织规模空前的50余支演讲队，进行6天5夜的演讲，以及组织4万多群众参加街头游行。在重庆团地委的组织下，党、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以及团地委创办的机关刊物《爝光》周刊也在重庆地区的传播逐渐扩大，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得到扩展。
二是加强组织活动。当时，萧楚女在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宣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开展革命理论的宣传。他除了以《新蜀报》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工人当中，运用生动比喻和具体事例等工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杨闇公也经常出席一些学会和演讲会，向工人讲解剩余价值及唯物史观等问题，对提高工人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团中央关于加强工人运动的指示，重庆团地委于1925年2月设立了农工教育训练委员会，并增设了团的工人支部。同时，重庆团地委还通过吸收工人参加团的外围组织和免费入夜校学习等方式，在广大工人中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三是加强建党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对类似重庆这样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也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承担起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即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3月，重庆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四是领导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1924年11月19日，骇人听闻的“德阳丸案”发生后，引起重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军阀政府反而向日本道歉，并不准将此事登报，不准群众团体、学校师生介入，妄图掩盖证据。惨案发生后，萧楚女立即在《新蜀报》上以“匪石”和“寸铁”为笔名连日发表长篇专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同时，重庆团地委在萧楚女、罗世文、杨闇公等人的带领下，迅速领导民众开展反帝斗争。11月27日，重庆团地委组织了46个群众团体在巴县图书馆召开大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在萧楚女等人的支持下，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提出“不经过各级官厅，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并鼓动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分头邀请各校师生一致力争。12月8日，“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德阳丸案”中的犯罪日人应即按照中日领事裁判条约，由两国官宪会同审判治罪；“德阳丸案”中的犯罪华人，应即要求日领事依法引渡，交中国官厅办理；受伤落水之海关查验人员，应由日清公司给予相当之损害赔偿；取消德阳丸船主在长江一带航业界之服务资格；日本领事向中国国家道歉；日本领事保证该国商船以后不得再有此等贩币殴人之行为等6项强硬主张，要求当局接受，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日，重庆各界群众7000多人，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方”的旗帜，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捣毁了省长公署。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地方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号召劳动群众组织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以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号召。1925年1月16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杨闇公当选为总务部副主任，直接领导运动的开展。2月27日，重庆团地委又组织1万多群众欢送重庆赴京出席国促会会议的代表，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市民的斗争热情。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重庆团地委在重庆地区的影响和声望日趋高涨，成为了这一时期领导四川地区革命的核心力量。重庆团地委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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