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遗像旁。此时毛泽东少言寡语，甚至不能行走，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来到游泳池，将这一噩耗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马上拿起铅笔，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她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东西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纸条。她先是一惊，然后平静了一下情绪，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看见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根本没有留意自己去大厅干了什么。
小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坐在了毛泽东床边的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了一本书，但她注意力一直无法集中，内心在纠结，要不要现在就向毛泽东报告？但她又想，毛泽东一夜没睡，现在就告诉这个噩耗，万一情绪波动过大，一紧张引发心脏病怎么办？不告诉吧，毕竟这是一件大事，告诉吧，又怕毛泽东身体承受不了……进退两难中，她决定等毛泽东睡醒觉再告诉。
中午吃过饭后，毛泽东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后见毛泽东睡醒觉了，精神还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下午是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的时间。小孟就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用低沉缓慢语气读了起来：“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先是闭着眼睛听读报，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睛，望着小孟，好像反应不过来“与世长辞”是什么意思。一会，他明白过来了，毕竟周恩来住院近600天，而且是癌症。对于周恩来离世这一天应该是早已预料的。他对小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又慢慢闭上了眼睛。但他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窝里滚出了泪珠。
小孟一见毛泽东掉眼泪了，憋了很久的悲伤也有了释放的出口，跟着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念完了讣告。
整个过程，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进了脖颈……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起他那支经常使用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也象征着两个伟人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在周恩来进入病危以后，毛泽东也是病魔缠身，日渐衰弱。尽管他们两人病榻相距并不远，中间只有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相隔。但这短短的几百米距离，对于一个卧床不起，一个寸步难移，同处严重病情中的年老病人来说，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深情厚谊难舍，也无法相见。事实上，两位伟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了。他们不仅无力相见，也不忍相见，思念远比相见更要现实一些。
此时要毛泽东参加追悼会，根本就是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的事情。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5日下午，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如期前来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下午3时，悲痛忧伤的哀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回荡，如泣如诉，浸泡着人们悲伤的心灵。周恩来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端放在大厅的正前方。
这天，首都北京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下午３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等到戒严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帐、悼词诗文、白花素缟覆盖了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目光缓缓，表情严肃。他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带着周恩来的骨灰飞向天空。邓颖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着搂住实现“恩来同志遗愿”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两位警卫
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离世的亲生父亲坟墓，与同时期离世的邓颖超母亲之墓，甚至还将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平掉后进行深埋，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又种上庄稼。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
在场的亲属们一听都失声痛哭：“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邓颖超面带严肃对亲属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与亲属们开完会，便准备亲自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邓颖超捧着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泪。身边的老警卫张树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的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张树迎想替邓颖超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邓颖超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一听邓颖超这样说，卫士们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们无法分担邓颖超的悲伤，甚至现在无法分担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车到达通县机场，天已经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
邓颖超紧紧握着代表中央播撒周恩来骨灰的罗青长和警卫们的手：“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架小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飞机载着周恩来的骨灰正在飞向远方。随着飞机不断地升高，机舱里越来越冷，即使穿着皮夹克，也冻得浑身哆嗦。罗青长带领大家围着撒农药圆桶形的喷口，手里提着盛周恩来骨灰的红绸袋。骨灰分在3个口袋里，也就是说，骨灰要分别撒在3个地方。
在轰鸣声中，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心情极度的难过。
不一会，前面的领航员说“撒！”
他们将第一袋骨灰倒进了圆桶里，骨灰被风吹撒，漫天飞舞，扬扬洒洒落在了密云水库（撒骨灰的地方是后来才知道的）。不多久，又是一声命令“撒！”大家又撒了第二袋，这是天津海河的位置。飞机又飞了一阵子，才将最后一袋撒在了黄河入海口。
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
整个空撒任务往返4个小时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张树迎和高振普来到西花厅向邓颖超汇报当晚的空撒情况。一进门，发现邓颖超眼圈乌青乌青的。原来她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不仅挂念周恩来骨灰是不是撒干净了，也十分担心这两名警卫的安全。当她看见两个警卫进门，顿时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们，3个人痛哭着抱在了一块……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替我了却了恩来同志的遗愿！感谢你们！”
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长眠时把骨灰留给大自然，化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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