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董必武在重庆留影
争取中间势力，是党关于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策略，也是南方局的一项中心工作。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统称。在当时的中国，这股中间势力不容小觑，在抗战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广泛发动并团结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
董必武作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国统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进行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团结友好人士，始终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
广交朋友是董必武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要把统战工作做好，除了政治原则上的团结外，还需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谊。在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交往中，董必武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对于他们召开的各种会议，几乎是每会必到，到会必同他们亲密会谈，会谈地点大多在被董必武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国共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复杂形势，每当有些朋友出现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时候，董必武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登门拜访，帮助他们擦亮眼睛，辨明方向；每当民主人士遇到危难时，董必武总是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真诚的帮助。
1940年底，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演讲中揭露国民党权贵利用抗战发“国难财”的行径，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逮捕入狱。
董必武获悉后，立即投入到营救工作中。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卑劣做法，董必武还利用庆祝马寅初60大寿的名义，与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一副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寿联是他撰拟并亲笔书写的，独具匠心。在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中，董必武始终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他们也把董必武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
董必武不仅亲自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派得力干部到他们中间去协助工作。张友渔、王炳南就是董必武直接派到救国会的。张友渔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努力工作，协助邹韬奋办好《全民抗战》这个刊物；王炳南在救国会中主要担负同沈钧儒的联系工作。不久，张友渔、王炳南都成为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张申府、刘清扬、史良一起，共同领导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董必武对中间力量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和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尽其所能推动各中间党派的联合。抗战时期，各党派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等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同声慨叹国民党之褊狭暗劣”，一致认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他们“想来想去”，都觉得“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酝酿讨论期间，董必武经常张澜寓所，与沈钧儒、邹韬奋（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李璜（青年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等讨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问题，推动他们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联合起来的决心更大了，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联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其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交谈中，积极推动他们团结、合作，使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黄炎培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诸多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一些误解。蒋介石也有意拉拢他。然而，通过董必武不断用事实教育和引导，黄炎培得以逐渐觉悟。正是基于对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信任，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筹备民盟的过程中，主动将成立情况、领导人选等透露给周、董二人。周恩来、董必武还同民盟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组织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梁漱溟离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帮助他筹划香港之行。梁漱溟到达香港之后，在报刊登记证、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南方局即指示中共驻香港机关大力协助和资助，帮助他克服了困难。此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其中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1943年，董必武又派徐冰去推动和帮助邓初民、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李济深、陈铭枢、张志让、郭春涛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基础。董必武还派共产党员陈钧以小业主的身份在中小工厂中进行活动，在斗争中推动他们扩大联合，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做准备。
联合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活动重要阵地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董必武也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1939年，董必武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张友渔、梅龚彬等参加国民政府新设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常与李济深、冯玉祥等联系，同时以文化人身份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举行战地座谈会、星五聚餐会等，对团结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对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上层人士，董必武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逢冯玉祥60寿辰，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诗：“上将勋名日月高，时危草野起英豪。龙争虎斗风云会，豕突狼奔海宇骚。力赞中枢抗强寇，性耽佳句弄柔毫。吟诗寿事原余事，语妙并卅快翦刀。”对冯将军深明大义、力主“中枢抗强寇”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董必武还对为促进国共合作、担任国共两党谈判联络人张冲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挽词：“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定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悼，始病寒继病疟，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为纪念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3周年，董必武慨然题诗：
“汉水东流逝不还，将军忠勇震瀛寰；裹尸马革南瓜店，三载平芜血尚斑。”歌颂张将军为国殉难的英勇精神。董必武还十分注意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工作。1942年1月15日，他与周恩来等人参观渝鑫钢铁厂，支持并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针对中小工厂主不敢触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存有幻想等特点，董必武耐心地以大量事实启发他们，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1943年，他通过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海燕和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联系承织军布的布厂同业负责人士，发起组织了军布业联谊社，并直接领导他们开展反对国民党军需署勒索掠夺民营布业的斗争。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田海燕和李学民动员组织了100多家民营布厂的负责人，扛着军需署发下的欠圈短码的棉纱，隐身于黄山公路旁。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一齐拦路请愿，最后迫使军需署赔偿了短欠的棉纱；董必武还指示陈钧在新平聚餐会时，提出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去请愿，同国民党军需供给部门官员的贪污、中饱私囊行为作斗争。到1944年，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璧山、成都等地，参加的中小工厂主有2000人左右。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联合会。董必武亲临该联合会并讲话，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努力。
为争取和联合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做他们的工作。1939年5月，董必武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寓所会见刘文辉，给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刘文辉深以为然。他后来回忆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后来，董必武又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晓以大义，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9年冬，董必武派人进行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42年，董必武布置云南省工委通过适当途径，向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提出建议书，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当云南省工委向董必武汇报“龙云希望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这一消息后，南方局立即派华岗赴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1944年8月，董必武专门派张友渔到成都加强同刘文辉的联系，指示他要鼓励推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西南。在南方局和董必武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团结、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一度成为抗日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
“团结标志一老翁”，高尚品德垂范史册
董必武还经常团结、关心和爱护进步文化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也在紧迫害进步人士，妄图扑灭国统区的民主力量。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还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同志一道前往，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派张友渔先回桂林，负责安排从香港回来的民主人士、进步分子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细致周到的举动，令广大文化界人士深受感动，更加密切了同中共的关系。
董必武对待中间阶级人士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广大中间党派和民主进步人士的信赖和赞誉。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筹划和组织下，提前两年为董必武举办庆祝60寿辰的活动。中共中央在贺寿电中高度称赞他是“代表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在重庆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张申府、邓初民、曹靖华等民主人士闻讯，也纷纷写诗撰文祝贺。郭沫若作诗《董老行》，高度赞扬董老的高贵品质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黄炎培在写给董必武的一首七律祝寿诗中，用“和平露出刚方性，渊默能兼激辩才”的美好诗句赞扬其刚毅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沈钧儒、陶行知也都写了祝寿诗，称赞董必武是“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在祝寿文章中，以“韧性斗士”4个字赞誉董必武的革命精神；邓初民在祝寿文章中称赞董必武具备了“有品有学，至仁至义”“公忠自矢，爱国爱民”“独秉孤忠之念，与气数抗衡，百折不回，生死不顾”等诸种美德，并说只有具备以上美德的人才可以称为寿世之业，可与天地并垂。
对此，董必武却表现得十分谦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成功是空前的，自己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还表示“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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