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推行法西斯专制统治，国统区人民举行了反内战的人民民主运动，我党也及时调整和加强国统区群众民主运动的工作。
此时，江竹筠担任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助手，负责市委与市外党组织的通信联络工作，领导着几个秘密通信站。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江竹筠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尽力关心秘密通信站的普通党员，成为他们的贴心人。
设立联络点
1946年7月，四川大学放暑假了，江竹筠带着儿子彭云回到重庆。
虽然南方局随国民政府东迁南京，但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了公开的四川省委，重庆仍然是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中心。
蒋介石政府在完成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即撕毁《双十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四川省委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工作。
重庆市委以华蓥山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今重庆梁平）、梁山（今重庆梁平）、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以及黔北的思南地区为重点，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同时加紧当地组织的清理、恢复与发展。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开展农民运动；一方面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重庆市委书记王璞主要领导工人运动，市委第二委员何文奎随着所在的公开工作单位中央信托局回到上海，领导银行系统的党组织。因此，市委的其余工作都落在第一委员彭咏梧的肩上。
当江竹筠回到重庆后，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她主要负责来往市委机关的同志们的食宿工作。
民主革命时期，地下党没有专门的办公机关，常常是在茶馆、饭馆、公园等公共场所接头，谈工作。公共场所接头有很多好处，同时也很危险，尤其是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危险更大。一次，彭咏梧与何文奎在市区江家巷小饭馆接头，不小心被特务跟踪，幸亏彭咏梧急中生智，才化险为夷。
因此，江竹筠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市委领导和来往同志的安全，她要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房子。
江竹筠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娘家。江竹筠娘家在市区观音岩，有一间吊脚楼房子，自母亲李舜华去世后，房子一直闲着。她唯一的弟弟江正榜远在贵阳国民党防空学校工作，一年半载也不回重庆。观音岩地处市区，交通便利，出入方便，是市外同志落脚的好地方。
彭咏梧的老部下陈作仪在重庆市青年会红十字医院工作，得知青年会在市区大梁子新修了宿舍楼，便推荐给江竹筠。江竹筠见这里交通方便，来往的人员多，但成分并不复杂，适合作机关。于是，她以彭咏梧的名义租了一套房子。
房子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外带厨房和餐厅。随房配租的有一张大木床和一张三屉桌。
江竹筠根据彭咏梧的社会职业，以一个中信局的中级职员的身份来布置新家。她只添置了一个装衣物的黑漆木柜，其余的家什都是原来的。从此，市委有了固定的接头地点，市委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江竹筠做机关工作十分负责。经她收转的信，总是迅速按规定送到负责同志手里；她恪守保密纪律，凡是不该接头的关系，不该接谈的问题，她都立即转给有关同志；凡是需要安排食宿的同志，她都尽心尽力，照顾得很周到。这些同志大多来自农村，衣着打扮往往与城市人格格不入，她就给他们置办装束。遇到生病的同志，她也尽心延医抓药，悉心照料。
李四婆是个孤寡老人，是江竹筠的幺姨李泽华介绍来的保姆。她不止一次地向李泽华说：“竹君（筠）才怪哟，在家里设铺招待客人，还把新衣服给落难的人穿。”
这个机关在江竹筠的精心照料下，一直保留到彭咏梧下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历时1年零3个月，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
休学搞联络
8月底的一天，幺姨李泽华找到江竹筠，向她哭诉：“索兰（江竹筠的小名），你表弟颜矗考上了东北大学，听说东北共产党多，他二天（以后）被赤化了，回来要杀我，对共产党表示忠心。我不想让他去上学，可他又在家里闹，我年纪轻轻就守寡，如今就只有这么个独苗，索兰，你看怎么办？”
颜矗，是江竹筠的八表弟，是受江竹筠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她非常了解颜矗。听了幺姨的话，江竹筠禁不住哈哈大笑：“幺姨，你在哪里听来这些鬼话哟？让八表弟去东北吧，等他读完书回来了，你就好了。”
“我这样穷，有什么办法来培养颜矗？”李泽华叹息说。
“幺姨，别担心，好好抚养儿子，将来就是穷人有办法。那时，他不仅不会杀你，你的穷日子也到头了啰！”
李泽华虽不赞同江竹筠的说法，但她信任侄女。别看侄女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说起话来道理是一套一套的。最终，李泽华还是让儿子去了东北。
颜矗去东北上学后，江竹筠常去看望李泽华，每次还捎带点丝袜等东西给她，嘘寒问暖。临走时，总要塞给李泽华一点儿零花钱。李泽华不要，江竹筠就说：“八表弟走了嘛，该我孝敬你了嘛，这—点心意，你哪能不收呢？”
转眼间到了大学开学的日子了。彭咏梧见重庆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市委组织机构又不健全，很缺人手，希望江竹筠留下来协助自己。
江竹筠是个爱学习的人，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来担任彭咏梧的助手。她给同学董绛云写信，请她帮忙办理休学手续。9 月2 8 日， 董绛云收到江志炜（江竹筠）的来信，到学校为其办理了休学手续。
这时候，江竹筠不仅要做机关工作，还要负责市外通信联络工作。市外地下党组织与市委的联系，大多采取通信的方式。这些信件并不直接写给市委，而是邮寄到市委的秘密通信站，市委定期到这些秘密通信站领取。
江竹筠的工作形式有了变化，常常要外出。但一个家庭妇女，经常往外跑，时间一久，必然会引起左邻右舍的议论。因此，她必须要有个社会职业来掩护她的活动。
一时间上哪里去找合适的工作呢？江竹筠提议去看望二舅一家，也许会有办法。晚饭后，夫妻俩就来到二舅李树荣家。李树荣一家都很喜欢彭云，李树荣更是喜欢。他是旧式老人，重男轻女。
趁着李树荣的高兴劲儿，江竹筠说明了来意。李树荣帮着李义铭打理敬善中学，见侄女找工作，便同意江竹筠来敬善中学当会计。
江竹筠进入敬善中学财务科工作后，与财务科的同事孙谦、邱运河、唐克凡、陈祖益的关系都很好。据江竹筠的表妹、李树荣的女儿李秀坤说：“后来遇见孙谦等人，他们都很怀念江竹筠，说江竹筠很会为人处世。江竹筠与同事们相处得好，时间长了，尽管大家隐约猜测江竹筠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但没有人去告发她。”
关心新同志
江竹筠负责市外的通信联络，领导着几个秘密通信站的党员，唐永梅便是其中之一。
唐永梅是合川人，负责收转合川方面的来信。唐永梅本是合川一所小学的老师，1946年冬，由于身份暴露，转移到重庆。当唐永梅正四处寻找职业时，因同学高文玉要去重庆大学先修班学习，她在《时事新报》的岗位就空了出来。于是，唐永梅便接替了高文玉的工作，成为《时事新报》的校对。
《时事新报》虽是国民党的报纸，但里面有不少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唐永梅住在报社宿舍，与同事陈仲梧同室。陈仲梧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同情革命志士。江竹筠便假扮唐永梅的表姐，常来宿舍找唐永梅。每次，只要江竹筠来了，陈仲梧总是一声不吭地离开寝室，给予她们方便。
早期，江竹筠主要向唐永梅传达革命形势、当前任务，强调地下工作的纪律，了解唐永梅所在报馆人员的政治面貌。在唐永梅做好掩护工作后，江竹筠又交给她两个任务：一是代替组织收信。收信人和地址都是唐永梅的，凡是邮票贴在左上角的信件，都是组织的信件，唐永梅不能拆开，得等到江竹筠来取；二是联络点。凡是外地来重庆寻找党组织的人，先到报馆找唐永梅接头，对上“文生叫我来的”暗号，就叫他去《世界日报》找向阳。
唐永梅做秘密通信员后，受到保密纪律的制约，不能与其他同志接触，不能参加进步活动，也很少上街。下班后，便留在宿舍，窗前挂一个安全标志，随时等着江竹筠来取信。
这一时期，重庆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唐永梅很想去参加。对于唐永梅的心情，江竹筠表示理解，每次见面都会同她亲切交谈，分享自己的体会：“我做这项工作，开始也觉得简单，不过瘾，不安心。后来看到很多事例，才明白通信联络，看似平常，实为党的纽带，稍有差池，就会使一些同志失去党的领导。它又是党的前卫，你的地址掌握在许多同志手里，如有一个不坚定的分子出了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你，你顶住了，上级和其他同志就安全了。”
江竹筠还多次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和帮助唐永梅。一次，唐永梅从合川回来，江竹筠来取信件。二人交接完工作，江竹筠发现唐永梅有些闷闷不乐，就关心地问：“小唐，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江姐，合川的船夫很流气，看见女的，就喊一些不堪入耳、侮辱人的号子，让人很不愉快。”唐永梅委屈地说。
江竹筠听了，轻轻地笑起来：“你啊，太书生气了。船夫喊那些号子，那是因为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拉着沉重的船，生活又十分艰苦，他们发出的是对社会不满的吼声，应当理解他们。”
听了江竹筠耐心的解释，唐永梅的心胸豁然开朗，不再为此事烦恼了。唐永梅自身经济困难，还要赡养合川的老母亲。江竹筠每次来，都要塞给唐永梅一点儿钱。
入冬了，江竹筠见唐永梅衣衫单薄，便一声不响地送来一段绿色的面布、一段白里布、一斤棉花，让唐永梅去缝件棉衣。这件棉衣，唐永梅一直保存着。
2008年，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采访唐永梅时，刚提到江姐，老人便嚎啕大哭，她回忆道： “ 江姐从来不摆领导架子，很关心我的困难，我要负担母亲的生活，她常问我是否按月寄钱回家，是否缺钱，如果缺钱组织可以帮助。她还多次询问我对婚姻问题的想法，为我设法在党内物色对象。有时还带点食品来和我共进一餐。她说话简短，但事情交代清楚， 一丝不苟。我们收转信件， 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 江姐就像一个热水瓶，温暖着我这样的普通地下党员，给我关怀和温暖，驱散我的孤寂，给我力量，使我愉快地坚持通联工作。”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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