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武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苗、彝、纳西、傈僳等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藏、土家、纳西等族信仰佛教；白、瑶族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面对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制定、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成功实施了统战工作，赢得了宗教人士的支持帮助，许多信教的爱国者还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
探索与完善宗教政策
中央红军长征375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6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932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2830公里。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地处西南西北，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社会极为复杂。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深入了解，较为全面探索了怎样解决中国宗教问题。长征前，由于受“左”的错误路线干扰和当时革命重点主要在汉族地区，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视不够，有关文献寥寥可数，有关政策脱离实际，如规定凡为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身份，凡从事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只“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等，这些宗教政策并不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此时红军已越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运用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条件，党的民族政策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如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提出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物，改变了过去把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在一起反对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区分风俗习惯与愚昧落后、迷信等。这些在长征中形成的较全面的宗教政策，在长征胜利后得以完善并延续，在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954年后颁布和修订的《宪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宣传与执行宗教政策
各个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各不相同。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的态度，往往被视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稍有疏失和怠慢，就会造成冲突和对立。长征中，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各路红军进驻少数民族地区时郑重宣布宗教政策：“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反对强迫信教，强迫当喇嘛”等。红四方面军制定了《番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规定“政治上给一切革命带头人、喇嘛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上不没收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仅没收顽固对抗的反动头子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群众”等。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铺回民区，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等。当地回民看到红军虽住进了回民房子，但都到郊外煮饭，顿生好感。王震、萧克非常尊重藏族人民的信仰自由，将书写“扶助藏族解放”的锦旗赠送桑披喇嘛寺的纳瓜活佛。
保护宗教文化及活动场所。红军所到之处，非常注重保护寺庙、观宇、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贺龙率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信仰自由，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李先念率领的30军在甘孜藏区颁发布告：“此系合矛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军政委陈昌浩也发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书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实行政教分离。红军在宣传宗教自由的同时，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张民主管理宗教，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1935年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提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宗教人员不能干涉政治，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废除宗教特权”。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尊重和团结宗教界上层进步人士。1935年5月，中共中央认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应采取尊重、团结、争取以及对顽抗分子分化并给予适度打击的策略，加强与宗教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层人士，因历史原因在群众中有威信，红军一般都采取说服教育和积极争取的方针，还创造性地把对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与解决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红军总政治部在回族地区规定：“凡愿意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以参加回民政府。”红军协助建立地方民族政权，吸收了当地的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参加。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抵达甘肃通渭地区时，亲切地与阿訇站在街上交谈。
区别对待不同的外国宗教传播者。对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反中国革命的予以严肃处理，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的宽以相待。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神灵之手》，以其与红军相处十八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和攻击。
长征中，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族政策一并贯彻执行，贴近实际、深入人心，获得宗教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披喇嘛寺活佛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给粮食物品；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
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要继承和发扬长征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传统、经验和方法，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宗教工作的本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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