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贺龙，一个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少壮派”，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习仲勋比贺龙小17岁，当习仲勋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时，贺龙就已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后来，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岁月里，习仲勋曾较长时期在贺龙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还和他是共负重任的好搭档，两人结下了很深的战友情谊。
战场上的一对好搭档
1937年7月，在关中苏区的泾阳县云阳镇，时任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见到鼎鼎大名的传奇人物贺龙。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及有关事宜。前总决定在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即将改编的八路军一二○师。习仲勋还专门拜会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的贺龙。贺龙对20出头的习仲勋的精明干练，印象十分深刻。他们俩一见如故，十分投机。为落实云阳会议精神，习仲勋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动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神挑选，确定了500名训练有素的老战士组成一个补训团，补充给贺龙部。
1942年6月，贺龙奉命回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任西北局常委。7月，习仲勋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党校校长，后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一时期，他和贺龙交往的机会更多了。贺龙的党性观念和大局意识给习仲勋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7年7月，根据西北和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习仲勋再次担当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兼副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前线负责打仗，由贺龙、习仲勋统管后方支前。于是，贺龙先后将手下的3个野战纵队交给彭德怀指挥，习仲勋也撤离战场，回到后方工作。
随后，习仲勋与贺龙一同前往陕北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共负西北野战军后勤保障的重任。在此后两年多的共事岁月中，两人经常是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铺，甚至同盖一床破棉被。当时生活艰苦，贺龙带警卫员打到几只石鸡后，总忘不了邀请习仲勋打一下牙祭。习仲勋知道贺龙喜欢吃陕西的面疙瘩，每当炊事员做好后也会请他来就餐。
长期经受战火蹂躏的西北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物产匮乏，兵员补充和粮食、弹药供给成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大规模作战的瓶颈。8月10日，习仲勋与贺龙出席了在绥德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集中讨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具体措施。他们提出要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积极搞好土改，调动人民群众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为作好精兵简政工作，习仲勋还专门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
此后，贺龙和习仲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奔波在黄河两岸。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们组织了2万多人的游击队和10万多民兵，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敌军，缉查敌特，传送情报，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当时的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但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乡村劳动力奇缺。他们决定进一步精兵简政，压缩开支，甚至调整学校课程，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工作人员派下去支援种地。
当时，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是贺龙和习仲勋担负的首要任务。部队打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8万人，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人。后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兵力进一步增多。为保证前线不断粮，贺龙和习仲勋从联防军区仅剩下的一个正规旅中派几批得力人员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多年，熟悉当地的民情、社情。他深入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征粮，亲眼目睹老百姓对子弟兵的情深谊长。他们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部队，有的甚至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送给部队充当军粮。晋绥地区是贺龙在抗战时期苦心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比陕甘宁地区富裕一些。贺龙就组织晋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将粮食运到陕北。同时，贺龙和习仲勋还积极组织从其他根据地运粮到陕北，支援西北地区的作战。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和习仲勋积极动员组织兵源，全力经营联防军区的地方兵团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仅1947年就动员3万人加入野战军，5万人加入地方军。
在西北战场，贺龙和习仲勋大力配合，做好支前工作，为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12月,贺龙率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等部进军四川，结束了和习仲勋的共事岁月。
中南海的两位副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等职，在彭德怀领兵赴朝之后，他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习仲勋结合大西北地区的实际开展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分党组干事会书记，负责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工作。同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呈递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建议：在政务院下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建议呈递到中央之后，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作为分管文教体育等工作的习仲勋，也是极为赞成。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中央体委（1954年后简称国家体委）主任。
中央体委成立当天，习仲勋就开始抓此项工作。他召集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黄中等人座谈，谈完后就亲自动笔给周恩来写了报告：
总理：
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我召集荣高棠、黄中等同志谈了一次，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一）以原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现有48人，需即补充62人，其中需要有一批骨干，提出一个名单已送安子文同志处。以后看情况需要时，再增加人。
（二）需买一所房子暂住，已向市府接洽。需建筑会址，拟请批准青年服务部球场地址（北京饭店对面）。原来体育总会办的训练班，现无住处，拟请批准在天津市买两所房。
（三）前经中央决定全国训练6000名运动员，除部队训练3000人外，地方的3000人应分配下去，并拟送一少部分人去苏联和东欧观摩。
（四）明年工作计划正拟订中，其中拟于明年9月开全国运动会和邀请苏联、匈牙利体育队来我国表演二事，应先请予原则批准。
此外，高棠同志等提出着手设计在西郊昆明湖南建筑国家运动场事，我意可缓办，待后再说。
以上，请即予指示，以便着手进行工作。
此致
敬礼
习仲勋
11月16日
随后，周恩来对此信批示，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办理。贺龙出任中央体委主任后，习仲勋在分管工作范围内，积极配合他建立机构，做好人员抽调工作。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构编制时，拟成立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习仲勋在审定机构编制表时认为规格低了，说：那怎么行？群众体育要独立成司。贺龙也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后国家体委遵此意见修改后呈报中央领导审定。最终，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司。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经常和贺龙一起参加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在首都机场迎送外宾以及中央领导人出访及回国时，经常有习仲勋和贺龙在一起的身影；其他重要国事活动以及体育大赛时，也有不少习仲勋和贺龙在一起的镜头。
作为国务院的“大管家”，习仲勋十分关心贺龙等老帅们的身体。对肩负重任的习仲勋，贺龙也很关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习仲勋工作极其繁忙，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地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一次，贺龙见习仲勋一脸倦容，便关切地询问其身体情况。习仲勋说精神比较紧张，睡眠不大好。贺龙于是谈到了练习太极拳的好处，并积极推荐太极拳名师给习仲勋。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隔离审查。此后，贺龙和习仲勋便失去了联系。
新时期绵绵不尽的思念
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贺龙则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含冤去世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虽然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内容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错误说法。习仲勋恢复工作后，去看望贺龙的夫人薛明，薛明谈到贺龙平反不彻底的问题。习仲勋非常重视，积极把薛明的意见反映上去。
1979年6月，中央指示对贺龙的医疗经过情况进行调查。1980年3月24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提出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之后，在已进入中央书记处负责常务工作的习仲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看到老领导、老战友贺龙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习仲勋感到十分欣慰。
1987年12月4日至19日，中共十三大闭幕不久，习仲勋到湖南考察工作。在考察过程中，习仲勋打破以往“人到张家界，必游黄石寨”的惯例，决定改变行程，第二天上午乘车直接奔赴贺龙的家乡桑植县，下午又马不停蹄赶到了洪家关贺龙故居参观。
当时正值隆冬，湘西的气候寒冷逼人。在洪家关参观贺龙纪念馆时，习仲勋走到贺龙塑像前，深深向塑像鞠躬，以表达对贺龙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意。尽管当时已经夜幕降临，室外雨雪霏霏，习仲勋仍仔细参观了贺龙故居。
在贺龙生平事迹展览室，习仲勋认真地观看每一张图片、每一件实物，认真地倾听每一句解说、每一个故事。当他看到陈列室一张照片不够清晰时，当即表示要给陈列馆充实比较理想的内容；当看到贺龙生平介绍中写着“含冤去世”几个字时，习仲勋不由得把心中的无限悲痛化作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参观贺龙纪念馆后，习仲勋仍意犹未尽，对身边的陪同人员满怀深情地说：“真是很受教育。”并挥笔题词：“资兼文武、勋功伟绩、高风亮节、一身正气”，充分表达了对老领导、老战友的真挚情怀。当了解到每年有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前来参观纪念馆时，习仲勋十分欣慰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一定要组织青少年来这里参观，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历史。”
1988年7月，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回忆起自己在人民军队的征程，尤其是在西北战场的难忘岁月时，思绪如潮，撰文《学习和发扬贺龙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文中回忆起贺龙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描述了自己“几度在贺总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方的领导之责”的许多难忘的往事，两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生活中情意融洽的情景“历历在目，念念在心”，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深情和思念。
频道精选
| 相关专题 |
| · 贺龙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