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春
武光（1911~2015）曾任职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39年阳春三月，武光偕年方14岁的小警卫员郭冲从晋西南到达延安。三月的延安春意盎然，涓涓的延河水，延安城南的宝塔山，欢快有力的大生产和抗战的革命歌声，这一切令武光心旷神怡，他感到真的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党中央所在的革命圣地。
1938年，日军飞机把延安城炸成了残垣断壁，一片瓦砾，所以党中央和中央所属各机关及城内居民，不得不迁往山沟，住进窑洞。武光开始住进延安北门外中共中央组织部，那也是座窑洞。
他在中组部期间，认识了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还有他在北平地下党工作时期的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王德同志，这时他任中组部地方科科长，主抓各抗日根据地的党建工作，还有同武光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坐过牢的“难友”武竞天同志，他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王德和武竞天常抽空到武光住的窑洞里见面恳谈，武光到马列学院后也利用节假日常到他们两人的窑洞里恳谈。
武光在中央组织部住了一周时间便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去学习。当时到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少数经过长征的军政干部和少数地方党的领导干部，还有少数的华侨。大多数学员是投身革命的中学生，大学生很少，凡是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必经考试，而武光因是刚从中共乡吉特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来学习，故他被免于考试。
武光能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感到非常幸福，他知道马列学院是党中央专为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而创办的，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王学文同志任副院长。1939年春又成立了院总支部委员会，由张启龙任总支书记。
武光被编入第三班，他既是学员，又担任三班党支部书记。第三班，是全院学员最多的一个班，约有100人，班上有丁玲、于桑、马豫章、牛书生、栗郁文、邹大鹏、刘澜波、李先念、徐海东、陈少敏、王兆相、刘晓、汪东兴、陈明、张秀山、段苏权等。
马列学院位于北门以外 兰家坪 延河以西的山坡上，山上都是窑洞，另在山下修建有一长排简易平房。为了便于过党的组织生活和组织学习，班支部在山上另建立了一个分支部，学员按5~6人编成一个组，既是党小组又是学习组，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学习。
当时，马列学院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吃小米，住窑洞，但精神生活是愉快的，大家同唱《延安颂》，抗战歌曲遍延安。武光和他的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却视延安为革命摇篮，为自己生活和学习在“母亲”的怀抱里而感到无比的幸福。他至今仍以延安为难忘的“故乡”，视马列学院为冶炼人才的“熔炉”。
毛主席为马列学院学员作的几次重要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等，直至今日他记忆犹新，从中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慢慢懂得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当时校外的一些中央机关单位也来听这门课。在武光的记忆里，陈云同志讲课时，能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问题，通俗易懂，讲课效果好，大家都愿听他讲课。陈云讲课给武光印象最深的，一是讲到干部政策时，他不赞成“打桩”政策，就是说不能把干部提起来又不慎重地轻易地放下去，这样反复会伤害干部。应该耐心地培养干部，循序渐进地使用干部。二是陈云同志讲到“共产党员要革命到底”时解释说：“什么叫到底呢？就是到停止呼吸时才算到底”。
院长张闻天同志讲《论待人接物》，副院长王学文同志讲《政治经济学》，刘少奇同志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艾思奇同志讲《哲学》，吴亮平同志讲《马列主义》《联共党史》，对这些课程武光都认真学习过，给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一直指导着他后来的言论和行动。
马列学院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风，大家生活学习在一起亲如手足，团结友爱，过着紧张而愉快的生活。由于边区被国民党封锁，物质生活比较艰苦，吃的以小米为主，每周能吃上一次馒头，油很少，肉偶尔有一点。为了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这一号召下，党支部组织领导全班同学上山开荒种地养猪，上山砍柴、背柴，冬天纺线。武光样样都带头干，并且在短的时间内他纺的线就达到了二级标准。
当年武光和同学们在生产劳动中有说有笑，你追我赶，唱着大生产的歌曲，进行劳动比赛。
武光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一年多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始终充满着青春活力，他生活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感觉是他一生中最无忧虑，最愉快最幸福的时期。
武光在马列学院毕业后，留在马列学院的马列主义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在班上学习和在研究室工作期间，他参加了校外的一些社会活动，如参加了由博古、李维汉、艾思奇在延安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研究会几乎每周或半月召开一次研讨会，每次研讨会前，事先指定中心发言人，武光也曾被指定在会上作过有关哲学的中心发言，获得与会者的好评。
他还参加过由王若飞同志主持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成员是曾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该会的任务是研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他还参加了王若飞同志主持的“白区工作研究会”。他曾认真回顾和总结了在地下工作时期的斗争经验并写出了《白区（敌区）秘密工作技术》的小册子，它是我党在白区地下斗争中的文献性文章，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本小册子已保存在北京市革命历史档案馆中。
在马列学院，武光还回忆写出了他在国民党监狱中编写的《速记术》，这本《速记术》现也存在北京市革命历史档案馆中。
1941年元旦，武光和延安女子大学高级班的学生汪清同志结婚。
汪清是年23岁，出身于江苏太湖边宜兴县一个小康之家，她曾就读于苏州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凡是爱国学生的一切活动她都参加，作为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她感到只能发出对日寇无比愤怒的呐喊，却苦于挡不住日寇对中国人民的蹂躏，于是毅然决然地弃学，离开了她那温暖的家，离开了她热爱的江南美丽的苏州和太湖，踏上了革命征途。她经过千辛万苦，骗过国民党的检查，好不容易才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在那里为革命奋发学习。
在延安这革命大熔炉里她受到了冶炼，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最能吃苦，在学习上接受快理解能力强，班上同学们推举她当了政治经济学的课代表。
1940年冬因工作需要，中央将武光由马列主义研究室调到陕北公学任干部处长，全校师生员工的事都管，实际上是人事处长。校长李维汉不住校，也很少来校。当时中央各机关都搞副业生产，以补本单位经费不足，如搞机关消费合作社，搞运输生产，当时陕北公学是向其他中央机关单位借钱搞生产。后来，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干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
武光在延安两年多时间里，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上有很大的提高，在工作、生活方面得到了锻炼，又有了满意的妻子，延安特别是马列学院的生活，是他终生难忘的，这里引录他《忆延安马列学院》一首诗：
延安城北西山坡，
南耸宝塔东延河；
隔河相望有女大，
学院土窑似蜂窝。
八方青年志士多，
奔赴延安为驱倭；
海外赤子越千山，
同来救国共切磋。
土窑通铺薄被窝，
自烧木炭驱寒魔；
小米菜汤乐到口，
衣服常补心快活。
同桌夜读共油灯，
露天上课坐小凳；
毛刘陈张曾主讲，
学习理论常辩争。
开荒纺线大生产，
背柴拾粪竞赛欢；
自力更生破封锁，
艰苦奋斗到明天。
马列主义指方向，
制定政策党中央；
各奔一方为抗战，
实现建国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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